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说过，“社会心理的研究方法提示了文化变革中活跃的动态过程”。所以，要理解文化的任何一种特质，就不能脱离对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的考察，而人文生态则是整个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的综合反映。明代中期以来，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既是繁盛兴旺的经贸中心，又是开放活跃的文化中心，甚至是明朝廷的人才中心。”这一时期，虽然世风日下，但是“文人文化”反而日盛。处于文化前沿地带的苏州，人才魁倬，汇聚了众多的文化精英，操纵着文化的进退，这对形成“苏式”艺术特有的文化内涵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苏州商品经济的发达，也必然对文化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加速了“苏式”艺术的“商品化”过程；商人势力的壮大，使其参与艺术品经营的热情上升，对艺术品的鉴赏能力也有提高，并以此作为跻身文化上层、改变身份地位的重要手段；士商结合，联手推动了“苏式”艺术的形成与发展；而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他们的思想和审美要求，也为“苏式”艺术注入了鲜活的血液。
一、闲适心态为“苏式”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文化大背景看，明代中晚期是一个思想变动激烈的时期，处于文化前沿的苏州，则更为敏感地感受到世风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文人中普遍出现的闲适心态，是对此最明显的回应。这种心态渗透到艺术的创作与消费活动中，就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
1、政治风暴引发的“市隐”心态
北宋天圣年以前朝廷施行的是重北轻南的方针，南方士子多沉抑。南宋情况稍有好转，但随后，由于张士诚在元末曾割据苏州和朱元璋对抗，以致朱元璋建明后对苏州施行了一系列苛刻的政策，如籍没富室豪民的田产，增加田赋税收；许多人甚至遭到杀戮迫害，或者被迁徙出境；士子在长时间的科举考试中都不得录取。急剧而来的政治风暴，再加上随后朝廷的宦官当政、吏冶腐败，读书人渐失兼济天下的机会。作为出产文人重镇的苏州，人文心态发生激变，士人开始重新审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弃官归田、“顺情遂性”，竭力倡导个性自由，逐渐形成了特定时空下的“市隐”文化心态，并导致了士大夫文人对趣味化和艺术化生活的追求，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苏州文人的意识形态发生了由“理”到“情”、由“雅”到“俗”的转变。曾任吴县县令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慨叹道：“苏郡文物，甲于一时，至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盛，词林当天下之五，然真实学道者似未可多得，至于文人尤难，何也?一生精力尽用之诗中草圣中也”。到明代晚期，此种文化潮流还迅速地波及到了全国其它地方。结果是求学问道者愈来愈少，玩赏享乐、追求艺术化的人生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气。
苏州文人群体意识觉醒较早，追求精致生活成为风气。早在弘治年间，思想界尚沉寂之时，雅集之风已在苏州缙绅士大夫中兴起，逐渐蔚然成风。从苏州画家多画“雅集图”即可说明他们群体活动的活跃。前期以沈周为核心，形成以祝颢、徐有贞、刘珏、杜琼、史鉴、吴宽、文林、李应桢等为代表的文人交游圈。弘治以后，以杨循吉、都穆、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诸子为核心，又聚集了一大批士子文人，其中，祝、文、唐、徐还并称为“吴中四才子”。进入正德嘉靖以后，吴中文人集团依然活跃，各种集会结社，如南社、北社、崇雅社等，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非常大。而“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曾主持文坛十几年，众多士子山人等，莫不奔走门下。万历年间，张凤翼、张献翼、王稚登、钱希言等，更是将苏州士人放浪自适、讲究韵致生活的风尚推向新的高潮。他们大都多才多艺，集词章、书画、篆刻精绝于一身，又爱好戏曲、丁艺品，善于治园修亭、赏珍玩器。台湾学者吴智和在《明人山水休闲生活》中曾把苏州文人集团的文化生活归纳为四类：居家园林、山水揽胜、器物玩赏、艺文流连。可见，讲求闲适、真趣、清赏的生活态度则是吴中文人共同追求的精神消费方式(图一)。
苏州园林最能体现当时文人雅士澄怀涤虑、与物熙和的文化品格(图二)。除了园林之外，苏州士人还把此种文化心态寄托于文房书斋、金石书画之中。对士子来说，书斋不仅是他们读书求学的处所，也是怡情养性的自娱佳地。因此，他们特别注重书斋的内外环境。苏州文人大都喜欢在书斋中陈设古雅高洁之物，书画就是书斋不可或缺的陈设。除此之外，他们还多喜书籍文玩。如吴江隐土史鉴书斋中收藏颇丰，“客至，陈三代、秦汉器物，及唐宋以来书画名品，相与鉴赏”。长州士人顾国本，尝筑小园于舍旁，取名“澹园”，据称他家“藏书数千卷，率皆秘本，唐宋以来法书名画，充栋插架，以及尊罍彝器，杯盎儿案，入其室无一近今物。士大夫之博雅好占者，遂往无虚日”。在此消费需求之下，苏州家具制造、图书版刻特别发达，收藏、鉴赏古董之风盛行，由此还带动了书画作伪以及仿古铜器的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