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木怡情 ——明式家具审美丛谈之一：君子不器（下）

4 明式家具体现了中国“以线造型”的艺术，是文人对明式家具最核心的影响

在旧志中称“唯夫奢侈之习，未能尽革”的苏州，在公元十五至十七世纪出现了美轮美奂的明式家具，使中国古典家具在特定时代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下，更由于文人的直接加入，产生了其特有的艺术品位和价值。它们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所表达的正是那个时代文人的思想、意趣和审美理想，折射出当时社会的五光十色。也正是由于这些多元化元素的融入，使得平常器具的制作更趋向艺术作品的铸炼。明式家具之所以有这样辉煌的艺术成就，有如此众多的“神品”、“妙品”，这与当时文人的参与是绝对分不开的。

然而，文人为何钟情于家具，使之从普通的实用器具上升到艺术范畴；同样，在文人的参与中，又如何在这些实用器具中展现文人的精神理想世界，这将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图6 西周早期 青铜兽面纹【先】鬲        ■图7 清乾隆 松绿地粉彩苍龙教子天球瓶        ■图8 明 黄玉巧色卧马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论及中国文字时，认为汉字形体（字形）获得了独立于符号意义（字义）的自成一体的发展轨迹，在它漫长的发展中，“更以其净化了的线条美——比彩陶纹饰的抽象几何纹还要更为自由和更为多样的线的曲直运动和空间构造，表现出和表达出种种形体姿态、情感意兴和气势力量，终于形成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书法”。其实，从中国艺术发展的全景观来看，从彩陶纹饰、青铜纹饰、玉器形制与纹饰，直至后来的书法、绘画和佛像泥塑，中国艺术的发展总体上来讲是线的艺术，注重时间性的线条审美理念。这甚至影响到后起的戏曲声腔，所谓“行腔如线”就是很好的证明。

               ■图9 京剧人物 《镜心》 水墨纸本            ■图10 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明拓本（传）

线条的艺术，是中国艺术中最基本的，也是蕴含最深的艺术。线是最简单的、最单纯的，但它也可以是最丰富的、最复杂的，因为是线条在“抽象与还原”过程中展示了艺术丰富的美。线条能否舒惬人意，其关键在熨贴天意，而天意自在人心。一根简单的线条，往大里说是“天人合一”的一个基点，但实在一点讲，中国的艺术精神是通过线型来表达的。

可以说，中国艺术史，无疑就是一部线的造型艺术史。线体现在青铜、玉器上，便是纹饰艺术；线体现在砖石上，就是造像诏版；线体现在纸墨上，就是书画；线体现在文字中，便是诗词格律；线体现在声音中，便是戏曲唱腔；明清以降，线体现在木上，便是明式家具。从这个意义上讲，明式家具本是世俗文化的器用，就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线的神韵，因而在雅文化范畴之内，与文人生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式家具的制作工艺集中体现了中国的线条艺术特点：明式家具中的桌案几凳所体现的这种独特的线条和空间造型，正合乎了传统审美的内在规律；同时，诗化的生活和生活的诗化，使明式家具合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审美目标。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这是构成文人与明式家具渊源的深层原因。
在中国艺术的发展中，功能性和审美性的统一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无论青铜、玉器、书法、瓷器，这些艺术样式都有着强烈的功能性特点，但同样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这样一个由功用向独立艺术发展的轨迹，同样也适合明式家具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明式家具是中国线条艺术发展的一支脉络；与此同时，文学艺术由诗而词、由词而曲的发展轨迹，正是纯艺术与世俗相融的过程，
与明式家具的打通艺术与生活的过程完全一致。这是我们在全景观艺术史中观察明式家具的一个初步的概述。

其实，任何线条都是形式，是抽象的结果。在审美中，没有体验还原的抽象都是空洞和死板的。为什么有的专家说，中国画关键在笔墨，在于线条。但在特定材质、语境和暗示下，这种抽象后的线条能唤起内心最深刻的情感涌动，这种涌动是莫名的熨贴和亲切，是霎那间重回故乡的温馨和被安抚的感动，是身心融入又无比空旷，急于表达却又欲说还休的饱满和怅然。这份饱满、怅然，也是一份惊叹、满足。这样，在线条中的体验还原，一定是要有文化积淀的，也就是说它有它的解码系统。为什么你在明式家具前摩挲再三、栏杆拍遍，无疑是因为它的线条组成的空间、气韵，让人感到了难以言说的舒惬，感到惊叹，欣赏者顺利地完成了解码，进入了它的气场。在这过程中，情感和生活的体验汹涌而至，它不是简单的对技术的感知，而是十分含混的感受。这样，线条艺术必然和文化有着极深刻的依存，我们所说的一件作品有书卷气，其实就是抽象和还原的审美结论。

明式家具和明清文人结下如此深的渊源，关键的核心点，就是在这里。我们想探讨的，就是这其中的奥秘。明式家具作为线条的艺术，在明清两代文人的眼中，成为展现他们精神世界的一个载体，或换言之，成为他们表现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一种物化样式。

5 工艺与文化的紧密结合，造就了明式家具的“道器合一”

在明清之际，工艺和文化的关系是十分深刻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谈到“吴中绝技”：“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
张岱列举了当时手工艺制作之精良者，这当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家具，但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盖技也而进乎道矣”，这个判断是十分有道理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明式家具是器，但已进乎道，这核心是人，是与物共鸣的人。明式家具之所以能登上大雅殿堂, 能成为大家共认的古典家具中的审美典范，这里就必须谈到中国古代文人，特别是明清两代文人的审美情趣。

子曰：君子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