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具语

相传，在中国古代汉明帝的皇宫内，每当夜幕降临，晚风徐徐，繁星挂满夜空，万籁俱寂，祥和而通幽。永平七年的一个夜晚，一声呼喊划破幽静的夜空，宫内安寝的明帝，因梦见金人而惊醒，颁旨速招群臣进宫议事......

据史籍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曾派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67年他们同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就是《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同时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洛阳白马寺，也是以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

佛教传入中国也许不始于汉明帝或更早，但有文字记载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得到了当时朝廷的承认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年代。其中，我们发现经书和佛像等均来源于印度，两位印度人除了把经书和佛像传入中国外，是否还有其他呢。

现有的文献表明，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带来了印度的经典和佛像，更主要的是带来了佛家的新理念和寺院艺术，在得到了当时汉明帝的承认崇信后，首先影响了皇家和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从翻译的经典可以看出，当时印度盛行的大乘佛教的思想强调入世教化，目的是改变普通大众的意识，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当时汉代儒家的仁学思想和大乘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加上皇族和贵族上层社会的推崇（图1），以及首座佛家白马寺的建立，印度大乘佛教寺院的坐具和卧具，同汉代的家庭用具相融合的趋势也在所难免，自汉以来席地而卧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特别是当时的漆木家具占据了主导地位，一种坐卧的家具——榻（图2），已经被广泛使用，大量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都体现了汉代室内生活以榻，床为主的场景，这和白马寺建成后布置的场景是一致的，由于佛家思想对当时生活理念的影响，人们用的榻逐渐演变为后来的床，也就是人们说的“罗汉床”自然成为了内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罗汉床”是古代家具中四种卧具（榻、罗汉床，架子床和拔步床）之一，是备受人们喜爱的家具，但“罗汉床”的名称由来却鲜为人知。

“罗汉”一词来源于古印度的梵文Arhant，音译为“阿罗汉”。“罗汉”的称谓可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非断尽烦恼得大智慧者，难获此殊荣。按照东南亚南传佛家的义理，佛陀也是“大阿罗汉”。在民间，人们往往把“罗汉床”和“笑弥勒”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罗汉床”的造型与“笑弥勒”的身材颇为相似，体态肥硕，蹙额大腹。因此“罗汉床”的造型多数宽大平整，有无束腰和有束腰两种类型。

“罗汉床”是榻（坐具）的演变，以前的生活是习俗席地而坐。宋代以后盘腿打坐的习惯也一直保留下来，到了明代后家具以风格简约而著称，明式“罗汉床”的风格平整简朴，无论采用何种材质，还是攒框配饰大理石，均采用通长平式，可卧、可眠兼有坐之功用。到了清代至民国，待人接物的习俗有所改变，接待客人改在床上，“罗汉床”功能也由睡眠转为待客之用。“罗汉床“的朴素之风开始向华丽转身，逐步强调装饰和雕刻。中间高两头矮的造型，成为清式罗汉床的风格，往往正面呈现山丘形围子，两侧采用阶梯形状，看上去中间和两边有落差感。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只有中间一块围子的高度适中，才能使整体落差不至偏差太大，因此做工更加考究。清代的罗汉床五花八门，五屏风式、七屏风式，甚至九屏风式相继出现，制作也更加复杂。民国时期，由于正面围子加高的趋势愈加明显，对罗汉床整体协调性也颇有争议。

判断“罗汉床”的年代，根据围子高矮判断年代，围子越矮越久远（图3）。另外，根据使用大理石的情况，来判断明式或清式做工。完全用大理石做围子，在明代家具中不曾见到过。明代罗汉床均部分采取大理石“直装入框”的手法（图4），当石板不平硬性嵌入时，框架形状会微有变形，这样的“罗汉床”年代一般较早。清代工匠采用手法是用芯板夹住大理石后，再装入框架，整体效果匀称，比例比较协调（图5）。罗汉床腿，俗称 “香蔗腿”（图6），从弯腿度和兜转力来判断明式还是清式制作，不失为一种快捷的方法。明式的大挖缺与清式鼓腿彭牙的差异，导致罗汉床腿整体风格不同，明式罗汉床腿有力而含蓄（图7），平直而不张扬；清式则有力而夸张，活泼洒脱，不拘一格，两者视觉效果截然不同（图8），一般认为“罗汉床”是清宫廷宝座的前身。    

 继承古典家具传统，内涵是本质，细节是关键。当代“鹊上枝头罗汉床”就是古典家具传统之大成（图9）。喜鹊疾飞奔枝头，弯腿驻秀美足；含蓄中不失洒脱，张扬不乏稳健，颇有古典家具之遗风。想必“罗汉床”的主人也有“罗汉”风范：“开口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大肚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器能载道，品如其人；佛家具语，抛砖引玉，不吝赐教。（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