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是如何发现唐代佛光寺的
——口述中国:建筑师 莫宗江
2018-06-06 作者: 浏览:58793 来源:澎湃新闻
摘要
建筑承载着时间与空间的记忆,建筑的背后是建造它的人的历史。梁思成如何发现佛光寺?贝聿铭何以成为一代大师?两广总督之子张镈为何选择建筑设计之路?
【编者按】
建筑承载着时间与空间的记忆,建筑的背后是建造它的人的历史。
梁思成如何发现佛光寺?贝聿铭何以成为一代大师?两广总督之子张镈为何选择建筑设计之路?
2018年5月,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第一辑·抢救记忆中的历史》,书中选刊22篇建筑口述史采访记录。被访者包括张镈、莫宗江、贝聿铭、罗小未、陈式桐、汉宝德、邹德侬、李乾朗等22位著名建筑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为本书题词。
同济大学出版社旨在将《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打造成为保存人人记忆中有关中国建筑的历史,借此倡议全国更多的建筑学界同仁、建筑学爱好者能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留下珍贵记忆。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刊发的是莫宗江的口述。
莫宗江(1916-1999),男,广东新会人。1931年在北京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先后任绘图生、研究生、副研究员,协助梁思成调查、测绘了一批隋唐以来重要的古代建筑。抗日战争时期随梁思成转赴云南昆明、四川李庄,参加川康建筑调查、前蜀王建墓发掘等。曾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教研组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分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全集·建筑艺术编》顾问。
采访者:王军
访谈地点:北京市清华大学莫宗江教授家中
审阅情况:未经莫宗江教授审定
访谈背景:采访者时为新华社记者,为计划中的《梁思成传》收集史料,值北京市推行大规模旧城改造。
王:关于佛光寺,您能和我谈谈当时发现的过程吗?
莫:咳,别提了,佛光寺,我的老师高兴得不得了!我们第一次看到唐朝建筑!我们当初为什么高兴到那种程度呢?原来日本人说,中国已经没有唐朝建筑了。日本人说什么呢?日本学者是善意的,他说,中国人要想研究唐朝建筑,只能到日本来。日本有比佛光寺早的建筑,从建筑史上是很清楚的一个事情, 日本留下了几个最早的唐朝建筑。
日本自己的建筑发展史,前头没有。所以,很明显的是,这些建筑是日本当时派的遣唐使带回的中国工匠干的,所以是地道的唐朝建筑。特别是鉴真大师去盖的那个唐招提寺,完全是中国式的。请中国工匠过去很容易,你请一个当地好的师傅,跟着天皇派来的代表团,到日本去,工匠是愿意的。好工匠希望自己能搞出一个作品来,用现在的话,叫给自己树一个纪念碑吧。他希望搞出自己理想的好建筑。所以,那种情况,请好工匠,他一定去的。
日本留下了这些东西,我讲建筑史的时候没办法,讲到唐朝,我还得引用日本的这个。有了佛光寺以后,我们才开始发现了两个唐朝建筑,可都没有日本那么早,佛光寺已经是晚唐的了,日本有唐朝早期的建筑。扯远了!不好,我现在成了老先生,啰唆!没完没了。
王:挺好的,挺好的。听说梁先生是看了一幅敦煌的壁画,是这么找过去的,是吧?
莫:那是法国伯希和拍的《敦煌图录》,我们用的是北京图书馆(按:时称国立北平图书馆,后文同)的《敦煌图录》。当时我们条件好,北京图书馆馆长——当时的——也是营造学社的理事,所以,我们借北京图书馆的书很容易,北京图书馆给了营造学社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在内部借书,不需要通过外头,直接到仓库里,写个条就调到研究室来了。没有外头人借的时候,那个书就一直在研究室,外头有人借,然后到研究室提出去。所以,我们有时候,从研究室借出来送到营造学社去。《敦煌图录》什么的,就一直摆在办公桌上。
王:就这样找到佛光寺的啊。你们去找佛光寺的时候,是从北京出发的?
莫:不是。我们过去的工作条件是这样的。这次计划,到哪一省?走哪几条线?先到北京图书馆,把原先所有的地方志,县志、府志,全借出来,顺着县志、府志上的,顺着线路一路抄过去。这里面记载的有哪些有名的庙?哪些古庙?哪些重要的文物?都抄在一个本上。我们走的时候,就顺着这个本子一路找过去。到了地方上,挨着个问:这庙是在哪儿?什么地方?现在保存情况怎么样?哪个地方能去?可是,从前,很多地方不能去,县里就告诉我们,那个地方不能去,因为对你们的安全没法保证,离城远了。
王:土匪多,是吧?
莫:怕你们出了问题,他没法交代。因为都是从上头拿着介绍信来的。他也不清楚,好像是很重要的科研单位来的,又是有名的人物。一听,梁启超的长公子,这可不得了!就怕万一你出了问题他负担不起。所以,远的地方,不安全,就不让我们去。我们也知道,那时候交通非常困难,你真是在离城几十里的地方出了问题,只能人把你抬进城去,真是摔了、伤了,甚至于碰到抢劫的刀伤了,也许进城的时候,就已经流血过多了。
王: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莫:一路都是民警拿着枪送我们啊,一到不安全的地儿,民警就叫我们停下来,他上高处看,看完打招呼,可以走,就过去。因为,据说,当地那些警察跟土匪之间是有契约的,默契,他一看那情况,就知道不要给他们去找麻烦吧,来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一看那个,好像招呼打通了,走吧。真是动手的时候,民警打不过土匪。一到不安全的地方,县政府就派兵送我们。我们到云南去的时候,从大理到丽江。现在,电视里不是介绍吗,旅游不得了。我们那时候,那是危险地区,一路都是带着枪护送的。
王:林徽因先生每次都跟着你们去吗?
莫:两个都是我的老师,梁先生是建筑系毕业的,可是宾夕法尼亚大学那个建筑系不收女生,就是没有女建筑师。所以,(林徽因先生)她学的是舞台美术,她考的是艺术系。后来,梁先生到哈佛研究院继续搞建筑史的时候呢,林先生学的是那个学校的舞台艺术系。所以,两个人的专业不一样。可是,回来搞古建筑的时候,经常在一起,一起出去,林先生也去。我们敢上的,她都敢上。
王:是吗?
莫:铁链子不算。爬铁链子是一个很偶然的条件,没办法。梁先生年轻的时候,骑摩托车,在南池子还是南长街,转弯的时候,跟汽车碰上了,撞断了一条腿。所以,以后在腿的方面,田径就不行了。可是,他原来很喜欢体育,清华的体育馆,这么粗的绳子有9根,他能从第一根爬上去,转到第二根下来,脚不落地,从第三根再上去,一个来回。他腿坏了,就练手了。梁先生敢上,我也敢上,就是这个(爬铁链子)我不如他。
王:林先生也是能上的,是吧?
莫:林先生是很淘气的女孩子,敢爬树上房的!所以,梁先生带我们出去测量的时候,我们敢上,林先生就上,她也上。所以,后来搞得这么热闹,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在工作里合得来。所以,我们后来形成了测量的一套规矩,一进去,照相的照相,测图的测图,抄碑的抄碑。林先生当时是作家,所以,她对抄碑有兴趣,对历史文物有兴趣,她的艺术欣赏是很敏感的,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古建筑一看好的时候,她呀,一起动手。
他们还有一个事情,我非常尊重他们。他们美国留学的,带了美国学生的习惯回来。我跟梁先生出去这么多年,跑这么多地方,他从来没有让我帮他拿过东西。一清早起来,什么事儿都是带头的。一起来,哗哗哗把铺盖一捆,吃早饭,吃完早饭,交通工具来了,在门口,梁先生自己拿起行李就走,我们也拿起行李,跟着就出去了。他什么事儿都是自己动手的。这些是带回来的美国学生的习气。我跟梁先生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让我做这个做那个。他好像带自己的弟弟似的。
王:很尊重您。
莫:大概也许是他喜欢我(笑)。“九一八”事变、沈阳事件的时候,东北大学建筑系刚开了两年,可是梁先生是在“九一八”(事变这一年)的夏天,接了营造学社这个研究任务。我听梁先生讲,他在东北大学办了建筑系之后,他来讲建筑史,他一讲建筑史就发现被动了,没有中文的建筑史,(只有)德国的鲍希曼、日本的关野贞啊什么的,他一讲中国建筑史,都得用外国材料,没有中国建筑史。于是乎呢,他在沈阳东北大学做建筑系主任的时候,一到暑假,他就测北陵,他得集攒自己的中国建筑史的资料。所以,后来,营造学社、朱先生一聘请他的时候呢,他就辞了东大,到营造学社。那是1931年暑假的事情。他刚到北京不久,接着就是沈阳事件。
王:听说,他在东北大学的时候,张学良那会儿是校长,他们之间合作得怎么样?
莫:挺好的。张学良有雄心壮志,是要把东北大学建成超过南京中央大学的。所以,他重金聘请这些教授,一个教授一幢小楼,高薪高待遇。他已经下了决心,要把东北大学办得超过中央大学。可是,没想到“九一八”事变。我们那时候,对张学良是有看法的,觉得他是年轻有为的。在当时所有的军阀里头,那时候认为最厉害的,是广西跟东北,广西就是李宗仁、白崇禧,东北就是张学良。所以,蒋介石当时让张学良做了副总司令。张学良当时比李宗仁、白崇禧的资历年分都晚,岁数也小,可是,当时蒋介石估计,除了中央之外,最强的是东北。所以,蒋介石做了最高统帅,让张学良做了副统帅。所以,他一直担心,如果篡夺兵权的话,只有张学良。再加上西安事变,所以,他后来绝对不放张学良。因为西安事变差点儿把他给解决了,如果周总理不去的话,如果他手下把杨虎城他们一打的话,蒋介石当时可能就被打死了。周总理一去,和解了,共同抗日了。
王:听梁从诫先生说,找到佛光寺,是在黄昏的时候。
莫:我们测量完了,大家高兴,下来,该吃晚饭了。于是,就不在和尚的屋子里吃晚饭,这是林先生出的主意,走,我们上大殿前面去,上那儿!好像野餐似的。地上铺上席子、毯子,在那儿吃的晚饭。一边吃,一边看。
王:一边欣赏啊!
莫:那是林先生的成绩。
王:怎么回事?
莫:整个佛光寺我们去测的时候,建筑全刷了土朱,就是后来重修的时候,没有钱画彩画,通通用土朱刷了一遍。我们测量完了的时候,林先生忽然跟梁先生讲,她说梁底下好像有字。
王:测量完了之后,是吧?
莫:她看见梁底下土朱淡的地方,隐隐约约有字!
王:测的时候,你们知道是唐代的吗?
莫:测的时候我们不敢说。
王:不敢说是唐代的?
莫:因为我们测应县木塔什么的,跟佛光寺非常像。你看那个大相片,佛光寺也是那大斗栱、大椽檐什么的,所以,我们一直拿不准。后来,林先生说,看着像有字,她是远视,梁先生就跟着拿望远镜看,说好像是有字。于是,请纪先生(按:即纪玉堂,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测绘员)到村子里找人,搭了架子,凑了点木料杉篙搭上去,纪先生拿水去刷它,没想到这一刷,湿的字刷出来了。一刷湿了以后,土朱底下的字透出来了。
梁先生趁着纪先生把它洗湿的时候,照的相。后来发表的,是洗湿的那个字。没洗湿的时候,是这样的,全是土红色的。这梁底下写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是施主的名字。然后呢,大殿的前头,有一个石幢,上头刻着唐朝大中十一年女弟子宁公遇,由此知道梁底下那个题名,是这个年代的。
王:女弟子,宁公遇。
莫:唉,一晃六十年过去了。梁底下写了右军中尉王,那可不得了的,皇宫里的禁卫军,左军、右军。负责整个右军的统帅,是右军中尉。(宁公遇是)禁卫军右军统帅的夫人。
这梁底下四个题名都有。我们在四川的时候,发表这篇报告的时候,没有照相制版,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住在乡下。
受访者简介:
莫宗江(1916-1999),男,广东新会人。
1931年在北京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先后任绘图生、研究生、副研究员,协助梁思成调查、测绘了赵县安济桥、五台佛光寺、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正定隆兴寺,以及大同华严寺、善化寺等一批隋唐以来重要的古代建筑。
抗日战争时期随梁思成转赴云南昆明、四川李庄,参加川康建筑调查、前蜀王建墓发掘等;协助梁思成绘制《图像中国建筑史》图版和《宋营造法式图注》。
1946年供职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参加“景泰蓝”创新设计工作,参加梁思成主持的《中国建筑史》教材和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古代建筑史》编写工作,指导并参加梁思成遗著《营造法式注释》整理出版工作。
著有《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涞源阁院寺文殊殿》《巩县石窟寺雕刻的风格及技巧》(与陈明达合作)等,对中国古建筑的视觉景观和几何构图等进行分析研究,探寻设计手法,发表了《汉阙几何分析图》。
曾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教研组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分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全集·建筑艺术编》顾问。
1987年梁思成领导的“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莫宗江是获奖者之一。
建筑承载着时间与空间的记忆,建筑的背后是建造它的人的历史。
梁思成如何发现佛光寺?贝聿铭何以成为一代大师?两广总督之子张镈为何选择建筑设计之路?
2018年5月,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第一辑·抢救记忆中的历史》,书中选刊22篇建筑口述史采访记录。被访者包括张镈、莫宗江、贝聿铭、罗小未、陈式桐、汉宝德、邹德侬、李乾朗等22位著名建筑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为本书题词。
同济大学出版社旨在将《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打造成为保存人人记忆中有关中国建筑的历史,借此倡议全国更多的建筑学界同仁、建筑学爱好者能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留下珍贵记忆。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刊发的是莫宗江的口述。
五台山佛光寺 视觉中国 资料图
莫宗江(1916-1999),男,广东新会人。1931年在北京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先后任绘图生、研究生、副研究员,协助梁思成调查、测绘了一批隋唐以来重要的古代建筑。抗日战争时期随梁思成转赴云南昆明、四川李庄,参加川康建筑调查、前蜀王建墓发掘等。曾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教研组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分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全集·建筑艺术编》顾问。
采访者:王军
访谈地点:北京市清华大学莫宗江教授家中
审阅情况:未经莫宗江教授审定
访谈背景:采访者时为新华社记者,为计划中的《梁思成传》收集史料,值北京市推行大规模旧城改造。
王:关于佛光寺,您能和我谈谈当时发现的过程吗?
莫:咳,别提了,佛光寺,我的老师高兴得不得了!我们第一次看到唐朝建筑!我们当初为什么高兴到那种程度呢?原来日本人说,中国已经没有唐朝建筑了。日本人说什么呢?日本学者是善意的,他说,中国人要想研究唐朝建筑,只能到日本来。日本有比佛光寺早的建筑,从建筑史上是很清楚的一个事情, 日本留下了几个最早的唐朝建筑。
日本自己的建筑发展史,前头没有。所以,很明显的是,这些建筑是日本当时派的遣唐使带回的中国工匠干的,所以是地道的唐朝建筑。特别是鉴真大师去盖的那个唐招提寺,完全是中国式的。请中国工匠过去很容易,你请一个当地好的师傅,跟着天皇派来的代表团,到日本去,工匠是愿意的。好工匠希望自己能搞出一个作品来,用现在的话,叫给自己树一个纪念碑吧。他希望搞出自己理想的好建筑。所以,那种情况,请好工匠,他一定去的。
日本留下了这些东西,我讲建筑史的时候没办法,讲到唐朝,我还得引用日本的这个。有了佛光寺以后,我们才开始发现了两个唐朝建筑,可都没有日本那么早,佛光寺已经是晚唐的了,日本有唐朝早期的建筑。扯远了!不好,我现在成了老先生,啰唆!没完没了。
王:挺好的,挺好的。听说梁先生是看了一幅敦煌的壁画,是这么找过去的,是吧?
莫:那是法国伯希和拍的《敦煌图录》,我们用的是北京图书馆(按:时称国立北平图书馆,后文同)的《敦煌图录》。当时我们条件好,北京图书馆馆长——当时的——也是营造学社的理事,所以,我们借北京图书馆的书很容易,北京图书馆给了营造学社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在内部借书,不需要通过外头,直接到仓库里,写个条就调到研究室来了。没有外头人借的时候,那个书就一直在研究室,外头有人借,然后到研究室提出去。所以,我们有时候,从研究室借出来送到营造学社去。《敦煌图录》什么的,就一直摆在办公桌上。
1937 年,莫宗江(上)、林徽因(下)在山西五台佛光寺后山墓塔。
王:就这样找到佛光寺的啊。你们去找佛光寺的时候,是从北京出发的?
莫:不是。我们过去的工作条件是这样的。这次计划,到哪一省?走哪几条线?先到北京图书馆,把原先所有的地方志,县志、府志,全借出来,顺着县志、府志上的,顺着线路一路抄过去。这里面记载的有哪些有名的庙?哪些古庙?哪些重要的文物?都抄在一个本上。我们走的时候,就顺着这个本子一路找过去。到了地方上,挨着个问:这庙是在哪儿?什么地方?现在保存情况怎么样?哪个地方能去?可是,从前,很多地方不能去,县里就告诉我们,那个地方不能去,因为对你们的安全没法保证,离城远了。
王:土匪多,是吧?
莫:怕你们出了问题,他没法交代。因为都是从上头拿着介绍信来的。他也不清楚,好像是很重要的科研单位来的,又是有名的人物。一听,梁启超的长公子,这可不得了!就怕万一你出了问题他负担不起。所以,远的地方,不安全,就不让我们去。我们也知道,那时候交通非常困难,你真是在离城几十里的地方出了问题,只能人把你抬进城去,真是摔了、伤了,甚至于碰到抢劫的刀伤了,也许进城的时候,就已经流血过多了。
王: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莫:一路都是民警拿着枪送我们啊,一到不安全的地儿,民警就叫我们停下来,他上高处看,看完打招呼,可以走,就过去。因为,据说,当地那些警察跟土匪之间是有契约的,默契,他一看那情况,就知道不要给他们去找麻烦吧,来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一看那个,好像招呼打通了,走吧。真是动手的时候,民警打不过土匪。一到不安全的地方,县政府就派兵送我们。我们到云南去的时候,从大理到丽江。现在,电视里不是介绍吗,旅游不得了。我们那时候,那是危险地区,一路都是带着枪护送的。
王:林徽因先生每次都跟着你们去吗?
莫:两个都是我的老师,梁先生是建筑系毕业的,可是宾夕法尼亚大学那个建筑系不收女生,就是没有女建筑师。所以,(林徽因先生)她学的是舞台美术,她考的是艺术系。后来,梁先生到哈佛研究院继续搞建筑史的时候呢,林先生学的是那个学校的舞台艺术系。所以,两个人的专业不一样。可是,回来搞古建筑的时候,经常在一起,一起出去,林先生也去。我们敢上的,她都敢上。
王:是吗?
莫:铁链子不算。爬铁链子是一个很偶然的条件,没办法。梁先生年轻的时候,骑摩托车,在南池子还是南长街,转弯的时候,跟汽车碰上了,撞断了一条腿。所以,以后在腿的方面,田径就不行了。可是,他原来很喜欢体育,清华的体育馆,这么粗的绳子有9根,他能从第一根爬上去,转到第二根下来,脚不落地,从第三根再上去,一个来回。他腿坏了,就练手了。梁先生敢上,我也敢上,就是这个(爬铁链子)我不如他。
王:林先生也是能上的,是吧?
莫:林先生是很淘气的女孩子,敢爬树上房的!所以,梁先生带我们出去测量的时候,我们敢上,林先生就上,她也上。所以,后来搞得这么热闹,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在工作里合得来。所以,我们后来形成了测量的一套规矩,一进去,照相的照相,测图的测图,抄碑的抄碑。林先生当时是作家,所以,她对抄碑有兴趣,对历史文物有兴趣,她的艺术欣赏是很敏感的,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古建筑一看好的时候,她呀,一起动手。
他们还有一个事情,我非常尊重他们。他们美国留学的,带了美国学生的习惯回来。我跟梁先生出去这么多年,跑这么多地方,他从来没有让我帮他拿过东西。一清早起来,什么事儿都是带头的。一起来,哗哗哗把铺盖一捆,吃早饭,吃完早饭,交通工具来了,在门口,梁先生自己拿起行李就走,我们也拿起行李,跟着就出去了。他什么事儿都是自己动手的。这些是带回来的美国学生的习气。我跟梁先生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让我做这个做那个。他好像带自己的弟弟似的。
1936 年梁思成(中)莫宗江(左)考察陕西咸阳顺陵。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提供
莫:大概也许是他喜欢我(笑)。“九一八”事变、沈阳事件的时候,东北大学建筑系刚开了两年,可是梁先生是在“九一八”(事变这一年)的夏天,接了营造学社这个研究任务。我听梁先生讲,他在东北大学办了建筑系之后,他来讲建筑史,他一讲建筑史就发现被动了,没有中文的建筑史,(只有)德国的鲍希曼、日本的关野贞啊什么的,他一讲中国建筑史,都得用外国材料,没有中国建筑史。于是乎呢,他在沈阳东北大学做建筑系主任的时候,一到暑假,他就测北陵,他得集攒自己的中国建筑史的资料。所以,后来,营造学社、朱先生一聘请他的时候呢,他就辞了东大,到营造学社。那是1931年暑假的事情。他刚到北京不久,接着就是沈阳事件。
王:听说,他在东北大学的时候,张学良那会儿是校长,他们之间合作得怎么样?
莫:挺好的。张学良有雄心壮志,是要把东北大学建成超过南京中央大学的。所以,他重金聘请这些教授,一个教授一幢小楼,高薪高待遇。他已经下了决心,要把东北大学办得超过中央大学。可是,没想到“九一八”事变。我们那时候,对张学良是有看法的,觉得他是年轻有为的。在当时所有的军阀里头,那时候认为最厉害的,是广西跟东北,广西就是李宗仁、白崇禧,东北就是张学良。所以,蒋介石当时让张学良做了副总司令。张学良当时比李宗仁、白崇禧的资历年分都晚,岁数也小,可是,当时蒋介石估计,除了中央之外,最强的是东北。所以,蒋介石做了最高统帅,让张学良做了副统帅。所以,他一直担心,如果篡夺兵权的话,只有张学良。再加上西安事变,所以,他后来绝对不放张学良。因为西安事变差点儿把他给解决了,如果周总理不去的话,如果他手下把杨虎城他们一打的话,蒋介石当时可能就被打死了。周总理一去,和解了,共同抗日了。
王:听梁从诫先生说,找到佛光寺,是在黄昏的时候。
莫:我们测量完了,大家高兴,下来,该吃晚饭了。于是,就不在和尚的屋子里吃晚饭,这是林先生出的主意,走,我们上大殿前面去,上那儿!好像野餐似的。地上铺上席子、毯子,在那儿吃的晚饭。一边吃,一边看。
王:一边欣赏啊!
莫:那是林先生的成绩。
王:怎么回事?
莫:整个佛光寺我们去测的时候,建筑全刷了土朱,就是后来重修的时候,没有钱画彩画,通通用土朱刷了一遍。我们测量完了的时候,林先生忽然跟梁先生讲,她说梁底下好像有字。
王:测量完了之后,是吧?
莫:她看见梁底下土朱淡的地方,隐隐约约有字!
王:测的时候,你们知道是唐代的吗?
莫:测的时候我们不敢说。
王:不敢说是唐代的?
莫:因为我们测应县木塔什么的,跟佛光寺非常像。你看那个大相片,佛光寺也是那大斗栱、大椽檐什么的,所以,我们一直拿不准。后来,林先生说,看着像有字,她是远视,梁先生就跟着拿望远镜看,说好像是有字。于是,请纪先生(按:即纪玉堂,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测绘员)到村子里找人,搭了架子,凑了点木料杉篙搭上去,纪先生拿水去刷它,没想到这一刷,湿的字刷出来了。一刷湿了以后,土朱底下的字透出来了。
梁先生趁着纪先生把它洗湿的时候,照的相。后来发表的,是洗湿的那个字。没洗湿的时候,是这样的,全是土红色的。这梁底下写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是施主的名字。然后呢,大殿的前头,有一个石幢,上头刻着唐朝大中十一年女弟子宁公遇,由此知道梁底下那个题名,是这个年代的。
王:女弟子,宁公遇。
莫:唉,一晃六十年过去了。梁底下写了右军中尉王,那可不得了的,皇宫里的禁卫军,左军、右军。负责整个右军的统帅,是右军中尉。(宁公遇是)禁卫军右军统帅的夫人。
这梁底下四个题名都有。我们在四川的时候,发表这篇报告的时候,没有照相制版,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住在乡下。
受访者简介:
莫宗江(1916-1999),男,广东新会人。
1931年在北京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先后任绘图生、研究生、副研究员,协助梁思成调查、测绘了赵县安济桥、五台佛光寺、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正定隆兴寺,以及大同华严寺、善化寺等一批隋唐以来重要的古代建筑。
抗日战争时期随梁思成转赴云南昆明、四川李庄,参加川康建筑调查、前蜀王建墓发掘等;协助梁思成绘制《图像中国建筑史》图版和《宋营造法式图注》。
1946年供职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参加“景泰蓝”创新设计工作,参加梁思成主持的《中国建筑史》教材和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古代建筑史》编写工作,指导并参加梁思成遗著《营造法式注释》整理出版工作。
著有《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涞源阁院寺文殊殿》《巩县石窟寺雕刻的风格及技巧》(与陈明达合作)等,对中国古建筑的视觉景观和几何构图等进行分析研究,探寻设计手法,发表了《汉阙几何分析图》。
曾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教研组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分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全集·建筑艺术编》顾问。
1987年梁思成领导的“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莫宗江是获奖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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