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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现象上的“壸(kǔn)门漫谈

2018-04-13 作者: 浏览:5161 来源:中国红木艺术家具网

摘要

北宋李诫于崇宁二年(1103年) 编修刊行的《营造法式》(图1),以官方层面对宋代中国建筑各作(类别)的式样、风格和名称等作了归纳和整理。在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壸门”一词。“壸门”的概念从何而来,又经历哪些衍变?笔者谨以本文浅析,提出设想,肇...

北宋李诫于崇宁二年(1103年) 编修刊行的《营造法式》(图1),以官方层面对宋代中国建筑各作(类别)的式样、风格和名称等作了归纳和整理。其中卷第三石作制度中记载:“造殿阶基之制,长随间广,其广随间深,其迭涩每层露棱五分;束腰露身一尺,用隔身版柱;柱内平面作起突壶门造。”在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壸门”一词。

“壸门”的概念从何而来,又经历哪些衍变?笔者谨以本文浅析,提出设想,肇端溯源。并请方家指正。




一、“壸门”的概念和应用

“壸”古通“阃”kǔn,为内外室门之别,《尔雅》载:“宫中衖谓之壸”。“门”则为传统建筑中组成的重要构件,通联内外,隔绝屋户,如图2商代遗留的甲骨文中“门”即为原始的门形。“壸门”,即指来源于古代建筑、家具中框架结构型制,多在建筑门楣、家具边框和腿足之间装饰作用的一种式样或图案,并逐渐被广泛运用于各工艺美术领域,衍生出多种变式和风格,成为一种重要的传统装饰手法。

1:建筑

壸门型制多在建筑基座、束腰部位出现,如图3山西太原北宋皇泽寺伎乐天基座,图4北京天宁寺辽塔。


2:家具

壸门型制在家具上的应用,多随家具制式。如图5北宋李公麟《维摩演教图》中,维摩诘箕坐于长方形多列壸门榻上。图6南宋佚名《罗汉图》圆形脚踏,上有均列分布的壸门图案。图7江苏苏州出土北宋早期楠木箱,应用壸门型制作为底座束腰装饰。以及图8宁夏贺兰县出土西夏彩绘木椅,在椅扶手上镶嵌有内涂朱红色的8个壸门形式的图案。


3:器用

壸门型制随器物功用,用多种工艺手法表现。如图9四川彭州出土南宋银熏炉圈足底座、图10玫茵堂辽白瓷人物狮子枕头底座上都有多列壸门装饰。


二、“壸门”源流、发展、衍变

1:商周(源流)

原始社会时干阑式榫卯建筑(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已经成熟,以框架梁组合而成的直线方形,作为建筑空间筑造、分隔的设施。从河南安阳殷墟所见宫殿和墓葬遗址显示,完整、典型的木柱梁框架结构系统,在商代中晚期已得到应用。

工艺发展史的几何图案装饰应用有许多类似现象。或受商周建筑和起居方式处于席居传统的影响,商周时期传统家具造型基本为箱式、几式、案式,器型比例低矮。如1979年辽宁省义县出土商代“青铜俎”图11,槽形俎面起沿带拦水线,前后两板为俎腿来架起俎面,线条向外斜切,板足粗壮,与面板组合为类似建筑中门的轮廓。图12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商周时期青铜禁,上面有并列多层的长方形开光。图13湖北当阳赵巷4号春秋墓出土漆俎(湖北博物馆藏),方柱形四足与凹形俎面榫卯相接,四足高企,托架起长方形托盘,局部有类似后世家具“角牙”的装饰,图14湖北襄阳九连墩古墓群出土战国铜簋,底座四方台座式样,四足宽阔,起镂空云雷纹装饰,两足之间有低矮的门框形状。青铜俎、漆俎作为家具中四足落地的早期型制,它们面、足组合也类似“门”形图案。这些类同的图案或制式,虽然设计原理和动机可能各不相同,但或者都可视为后世壸门造型形成的审美灵感来源。青铜禁上的长方形开光多层重复排列的装饰应用,改变箱禁式样沉闷的空间设计,为后世壸门在建筑、家具、器用上出现类似排列应用提供参考。


2:两汉(发展)

两汉之际,成熟的砖、瓦烧造,以及砖石拱券结构的应用,为建筑阙门型制丰富变化,提供技术支持,成熟的斗拱以及柱础支撑起复杂、高大的门阙楼阁,人物、动物、植物、几何纹、云气纹在建筑门楣内外得到广泛应用。 

这种情形,如图15河南焦作博物馆藏汉代陶仓楼和图16山东嘉祥东汉武梁祠门阙。又如图17东汉山东郭巨祠石室室门、图18四川彭山江口汉墓墓门上雕饰的各种鱼兽人物之浮雕,墓葬内柱壁皆画云气花卉。体现的效果恰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

同时,这类在建筑门楣的装饰应用,也传导在家具的设计应用上,人们有意识在家具面板、腿足之间用规律对称曲线来装饰。如图19东汉山东安丘王封村出土画像石中显示有带屏风的大床,右侧空敞,底足与床板之间连接处有简单的牙板,固定家具结构、装饰腿足空间。图20湖南博物馆藏汉墓壁画,男女主人踞坐于榻上,四足与面板围合成简单曲线。图面左侧的樽下圆形底座,亦由数足架起,在足顶部与面板相交处,有疑似兽头图案进行装饰。这个时期家具仅在四足落地之间进行简单装饰。




3:两晋南北朝(融合)

东汉中期之后,随着佛教在中华大地上传播,佛教艺术向中华传统艺术造型中注入新的元素。汉明帝时“使者蔡偣将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赉优填王释迦倚像”,“乃遣画工图之数本,于南宫清凉台及高阳门显节寿陵上供养”。来自中亚的建筑样式、高足型制家具与汉地传统建筑、家具、器物等型制上交融汇合。其中有起源于古印度佛教石窟,由中亚犍陀罗文明等交融发展的石窟门、佛龛边框的装饰形制在汉地开始流行。这种型制一般上端呈圆弧状、或向下翻卷的锯齿状型制,整体轮廓(图形)有圆弧形、长方形等。与佛龛内部的佛像、菩萨、佛教题材的故事以及植物、动物等图案共同组合应用,装饰技法多采用镂空和实塑。如图21云冈石窟第六窟,以及图22新疆克孜尔石窟第四十七窟。石窟门、佛龛边框的装饰形制,充实丰富了中华传统建筑中的门楣图案,和家具中面、足相交处的装饰。

东汉——南北朝,东西思想交汇,建筑、家具型制也与外来元素融合。汉地起居方式处于席居时代和垂足时代的转折时期。家具结构出现有束腰须弥座型制。家具造型比例由低足箱禁式渐渐演变为高足台座式。这种变化,势必对原有家具中面、足结构的稳固性和装饰性有更高要求。

如图23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大夏胜光二年”铜造像(公元429年),佛像底座四足落地,面板、腿足之间形状如对称有规律起伏的锯齿状曲线。图24北魏延兴四年(公元474年)司马金龙墓屏风中,已经出现了三面围屏、底足升高、面、足之间锯齿状线条变化夸张的高足床。图25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墓正壁壁画中央绘制四位高士并坐于榻上长榻正面由三足与面板组合而成,中间与两侧的矮足之间有相同对应的锯齿形装饰,形成一种相同形状重复出现平均分割床(榻)正面空间的效果。



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虽然高型坐具已经出现,但室内陈设大多仍以可移动的床榻、几案、箱柜为主,人们生活起居主要在床榻上进行,所以对于家具的设计在仪式感和装饰性等方面要求更高了。

如图26南京象山琅琊王氏7号墓陶凭几及出土时放置于陶榻上的情景。图27北魏石刻维摩诘图中,坐榻面板与脚足之间有曲线形状的的木板连接。图28东晋顾恺之画《洛神赋图》中曹植坐榻,将箱型结构结合须弥座的外形风格,中有立柱分隔,在坐榻底部增加将脚足连接一起的长方形托泥。同由顾恺之所画《女史箴图》(唐摹本)中(图29),已出现与普通身高者屈膝而坐高度接近的围屏床榻,床榻下方亦有锯齿形状的腿足组合形态。前两者的四足落地,壸门曲线呈现大挖缺状,后两者箱禁式榻中,面、足之间壸门曲线四面围合封闭。都起到加固家具结构,装饰家具空间的作用。



同期,印度佛教建筑“窣堵波”与中国本土建筑相结合,发展出塔这种极具东方特色的传统建筑形式,《魏书》“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这种新兴建筑对于壸门类装饰结构的重视,使之得到了极大发展。

如图30云冈石窟北魏浮雕塔,塔身依高度、层数常开有类似石窟门拱形式样门洞。塔基底座下部由佛教须弥座型制发展而来,常为上下宽大为叠涩,中间向内缩形成如束腰形状。如图31敦煌石窟佛塔基座,既是以叠涩束腰 + 汉地柱础 + 莲瓣图案 + 拱形门状装饰 组合而出。塔身拱门以及基座排列方式,为传统建筑框架直线形之外,新增了曲线变化。

又如图32甘肃酒泉市出土北凉承玄元年(428年)高善穆造佛塔,采用印度佛塔的样式,复钵下层有8个圆拱龛,各雕佛像一尊。图33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北齐佛龛,佛龛下部四面有拱形门券,上方有6个拱龛,均匀排列佛像。

与佛塔多列拱形壁龛排列组合型制相仿,同时期的家具上也出现多列足框型制,即台座式床、榻的每一侧面都由数个锯齿状曲线的牙板与腿足、托泥围合组成。这种镂空形式的平列开光(开窗)图形,将台座式家具面、足之间已有的单一组合形式衍变,重复出现连续性、变化的有规律曲线和以之组合的完整图形,丰富发展壸门的型制。如图34陕西历史博物院藏北周安伽墓石榻,图35日本美秀美术馆北齐围屏石塌,堂上均置大床,承载两人以上在上面活动。石榻为四方形台座,每面由两个相同的壸门组合平均分布空间,锯齿形线条夸张富有力度。图36《北齐校书图》,画面中心是士大夫四人,高坐在多列壸门组合而成的床上,行动自如、和谐自然。

多列锯齿形牙板、腿足组合的壸门形制,不仅对于床榻的造型起到美化作用,而且分列支柱,强化床榻的整体结构,使之能承受更多载重。在图37、图38南朝岳州窑青釉烛台(暂名)上,亦出现类似多列锯齿形壸门组合的图案,图37为六方形几座,每面锯齿形图案单列,线条变化简约和缓。图38为四方并列双壸门形制,线条夸张有力。壸门图案在这两个青釉烛台上的应用形式,没有以往其在建筑、家具上的实体镂空形制,仅作为轮廓图形,由“实”变“虚”,表明壸门的应用更加成熟。


4:隋唐(丰富)

隋代上承北朝遗绪,器物风格丰富多彩。图39隋代开皇四年董钦造像中,台座的壸门锯齿形线条相对于早期形制,线条变化简化、平缓,仅有简单的曲线变化。图40葬于隋开皇十二年(592年)的虞弘墓石棺床上,为多列椭圆状壸门型制,分布在石棺床的四周。同时在壸门中间雕刻有内容丰富的浮雕图案,且施以彩绘和描金。这种壸门图形 +内嵌图案的形式,是在汉地已有的“开窗---开光”加图案的基础上的创新发展,从安伽墓发现的资料可以看出,虽然保留了部分粟特本族特点,但是已经有很多方面已与汉地风格形制相似。图41山东嘉祥隋开皇四年徐敏行夫妇墓壁画中,夫妇二人主要活动于由屏风、床榻、几案组合而成的家具上。床榻的壸门锯齿形曲线样式与图34、图35极为相似,一脉相承。图42隋开皇十四年河南安阳张盛墓出土的正方形白釉棋盘,白釉棋盘单列壸门大挖缺形制,四足直落在托泥之上,是目前国内已知发现壸门图形最早在陶瓷材质上的应用。


至唐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民族融合显著。儒、佛思想逐渐协调共存。如在敦煌莫高窟等唐代石窟中,各种“净土变”广泛分布,“彼佛土,琉璃为地,金绳界道,城阙宫阁,轩窗罗网,皆七宝成”。由此以皇室宫廷和上层贵族生活为蓝本的理想画图所倡导和指引,深刻影响着整个唐代社会的审美和设计的变化。

唐代建筑、家具、器用上壸门型制经过南北朝时文化交融、沉淀。在各种材质、型制的器物上大量应用。壸门的锯齿形曲线造型饱满、曲线灵动、型制变化多端。把传统中国审美中“线的艺术”又进一步升华,彼如盛唐时期的草书,“纵横跳动、旋转如风”。这种影响力体现在壸门应用的方方面面,即由具象、单一符号,发展为多种样式、应用的图形。

图43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隋或初唐巩义窑白瓷器具中,长方形矮桌(榻)上部壸门轮廓线简化为局部存在,形成大挖缺状,下部省略去底部托泥,两个足部角端变形放大。图44陕西富平李凤墓出土的初唐三彩陶瓷榻,其壸门型制和组合方式与图38虞弘墓石棺床型制相仿。

图45美国佛利尔博物馆、图46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铜鎏金唐代菩萨,底座为四方形和六方形,壸门型制在其中分割空间,其中图则变化为上面的轮廓线从锯齿状简化为中间向上出尖,两边下垂出弧线,到接近两个角上时,向下出尖,整体为富有韵律性和动感的流畅曲线。在图47、图48唐代莫高窟佛像雕塑中,出现须弥台 + 壸门图形,且一般在壸门中绘制宗教元素图案。这种在须弥台座束腰部位应用壸门的方式,在图49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唐代巩义窑白釉谷仓型器圆形基座,图50西安博物院藏唐代石棺长方形基座上都有体现。




从传世和出土的唐代壁画、家具中看到,壸门型制在卧具、坐具、承具等器型上都有应用。图51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187号墓出土(武周时期)的《侍女对弈图》中围棋盘,下方多列壸门平均分布。图52为日本正仓院传世“木画紫檀棋局”,在日本《国家珍宝帐》中形容其为:“木画紫檀棊局一具,牙界花形眼,牙床脚,局两边著环,局内藏纳棊子龟形器,纳金银龟甲龛”。正仓院紫檀棋局对局之两侧各设有备金环的抽屉各一,抽屉之下便是上沿作花牙子、下有托泥的壸门型制台座。在其它正仓院所藏唐代器物中,如柜、箱、座、篑、砚台底座等器物中,壸门得到各种变形、组合应用(图53------图56),最终如图57为用正仓院宝物模造品复原的日本圣武天皇时代书房陈设效果。


2015年河南巩义发掘一座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纪年墓,出土一批唐代茶事相关的陶瓷器物,多与陆羽《茶经》记载一致,也可以看到浓厚的壸门装饰风格痕迹。图58巩义窑黄釉风炉,呈筒状,炉上半部以镂雕三圆孔作为装饰,下腹部开炉门,炉门为类似壸门式样。图59黄釉茶碾,碾槽座呈长方状,正面一侧镂雕并列壸门式装饰。与之同时期如图60唐巩义窑绿釉茶滏、图61唐石质茶滏之上,均有相似形制作为器物的基座以及风门装饰形式应用。其中图60绿釉形制为三联椭圆壸门型制组合,图61石质茶滏为双层椭圆壸门型制。

中晚唐时期,庶族地主日益替代世族门阀,社会上层的审美风尚和艺术趣味发生变化,文坛艺苑百花齐放,各种风格、思想情感、流派竞显神通,齐头并进。宗教仪式性让位于世俗的现实艺术性,以多样化的真实描述对美和时尚的追求和认同。1987年法门寺地宫(唐僖宗时期)出土的鎏金银波罗子中(图62),出现多层、多列壸门排列形制。在地宫其他材质的器物上,如图63舍利银棺、图64鎏金茶碾、图65鎏金飞天仙鹤纹壶银罗子等,类似装饰型制也多次出现。这些器物风格由华贵而趋于富丽,装饰风格日益浓厚,壸门线条由盛唐时期遒劲夸张,转变为中晚唐时期的纤纤秀柔。


人们起居生活从以床、榻、凭几为中心,全面升级为高足的桌案椅凳为中心,“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簟”。壸门造型作为古典家具的装饰元素,与时俱进,在高足家具上同步出现。如图66敦煌莫高窟98窟维摩诘经变图榻前置高案,传唐周昉所绘《内人双陆图》中双陆局用木座(图67),中间结构上用双层壸门,木座整体比例基础抬高,以适应圆凳等高坐家具的普遍应用。又如图68敦煌榆林窟25窟壁画、图69《唐人宫乐图》中,众人围坐于台座式高桌,宴饮欢乐。


5、五代、宋、辽、金(综合应用)

五代、辽、宋、金时期,在以战争、贸易等形式的民族交流中,文化意识形态也在碰撞、融合后汇流。整个社会从唐代崇佛佞道日趋狂热的宗教信仰中脱离而出,经由科举出身的大批庶族士大夫由野而朝,形成数量庞大的文人阶层并融入统治阶层,自上而下影响整个社会的审美走向。壸门造型继续在日常器用工艺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如图70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中描绘的榻,图71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出土越窑“褐彩如意云纹熏炉”,图72山西大同博物馆藏辽代陶制魂塔,图73河北博物馆藏五代定窑三彩罐,1988年修葺朝阳辽代北塔时发现的四重金银经塔(图74),壸门造型有实有虚,以镂空、线绘、捶攒的手法制作,在器物之上均得到不同形式的表现。



图75前蜀(907年-925年)王建墓石棺床底座,在须弥座束腰部分平列分布壸门,中间浮雕有伎乐佣。类似应用还有图76浙江杭州五代吴越国康陵,在壸门形图案中雕刻传统的“四灵”图案。这种须弥座 + 壸门造型 + 传统图案组合型制,继承和应用唐代佛教雕塑中的表现形式,但其中表现的图案,已从宗教元素全面转化为世俗元素。这种在图77宋太祖朝服像中宝座图、图78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圣母坐像(元祐二年)宝座中,均得到继续发扬和体现,两图之中,即为须弥座、壸门、高背椅等数种形制重新设计组合而成。“在宝座之上端坐的不是虚化的、抽象的佛祖、菩萨,而是具体的人像。由思辨的神(南北朝)或者主宰的神(唐),转化为世俗的神,即人的形象”(见李泽厚《美的历程》)。思想形态中的宗教哲学为倡导世俗哲学之宋儒理学所替代。工艺技术的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步。把原属政治层面的等级制度生活化、艺术化。


北宋代中期之后,家具器型设计制作逐渐向着轻巧、简约转变,曲面和大弧度的曲线出现。宋佚名《槐阴消夏图》(图79)中的多列壸门造型组合,腿足线条直落在托泥之上,整个组合中仅仅有小的分心花和腿脚翻起变化,线条纤弱。图80苏汉臣《妆靓仕女图》中的桌、椅,图81李嵩《听阮图》中的榻、图82马远《西园雅集图》中的桌,均为单列壸门造型,线条简化平缓,几乎看不到曲线装饰,只在两腿上形成对称向上翻花。壸门造型的演变趋势由繁趋简,线条挺而不僵,柔而不弱,发展到后世,在家具上托泥简化消失后,遗留在足端的岐出部分的牙脚,简化为四足下内翻或外翻的马蹄。

图83为寄名公元八世纪卢楞伽所绘《六尊者像》(实南宋风格)中,鹤膝桌装饰奢华,造型端庄,精美厚重,颇有唐代贵族“狐蟠鹤膝,曲木抱腰”家具遗风,其中壸门造型组合由四腿上端膨出凸起,牙条与花枨装饰相互对应,足底设计成心形翻起。图84南宋刘松年《补衲图》中,在箱式榻的立柱间隔壸门,装嵌花板。图85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婢女图中出现的香几,壸门应用束腰部位。图86山西运城金代墓葬装饰用陶砖“双妇对弈图”中,壸门造型组合变形为外围轮廓线条,将双妇对弈的情形围绕在内。


在宋代陶瓷、金银器等材质的器物上,壸门造型应用方式丰富、成熟。有纯粹模仿建筑、家具中的应用方式。

如图87玫茵堂辽龙泉务窑三彩卧狮枕如须弥台底座样式、图88赤峰博物馆藏辽代三彩印花牡丹纹砚之上的多个排列开光;或简化提炼为图案图形,以单独镂空形态并列组合,如99年《宋磁》北宋青釉耀州执壶(图89)、图90秋水堂旧藏南宋湖田窑影青盏、托;或仅作为轮廓化的图形纹饰,在其中描绘蕴含生活气息的山水、花草、人物、文字等题材,如图91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藏磁州窑白地填黑持荷娃娃纹八角形枕,壸门造型大比例布满枕面,转化为整个枕面的开光(开窗)形式,中刻绘婴戏图案,虚、实比例划分得当,用起伏变化的蜿蜒曲线与枕头的八角直线形成对比。其它方式有如图92安思远旧藏金代钧瓷八方器,为多列壸门镂空样式,后塑人物,工艺精巧复杂。北宋理学家程颢认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这种尊崇自然、格物致知的理学观念,使得宋代器物突出呈现简洁、自然之美。壸门造型组合在虚实之间丰富器物的平面构图,改变器物的装饰风格,运用形式美的规律,使纹饰更富有情趣。与宋代瓷器细洁净润、色调单纯的风格彼此呼应协调,共同体现出对韵味的追求。

宋代统治者在面对唐末、五代统治者穷兵黩武而导致朝代更替、民族消亡后的种种现实镇定思痛,转而提倡“以文治国”。且数量庞大的文人阶层融入统治阶层,他们所信奉执行的宋儒思想,在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扩大显出的文化转型新质中;在宋、辽、金、西夏多朝多边对峙互动中,在与释、道思想的日益合流的演进中,百川汇流而发展成宋代理学。这种思想闪耀在张载的“吾道自足”、邵雍的“以物观物”,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的颂扬之中。宋代理学强调“心性”,提倡温厚、务实、含蓄,凝结为“平淡从容”的审美观。“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理学之美”对于宋代制器上的的影响,既是将图案规范化、概念化,删繁就简。这一理念,体现在以器为用的方方面面,如图93宋代佚名《人物图》中描绘的宋人生活场景,文人垂足高坐榻上,所用器物皆齐放于高足桌、几之上。高低错落,排列有序,“彬蔚大备,郁郁乎文哉”!

理学造成宋代在审美认知、体制方式、思维机制在的巨大变化,并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巨大影响。以致于辽道宗耶律洪基羡慕嫉妒且恨曰“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壸门造型在两宋(辽金)之际的不同地域,如图94哈尔滨金上京博物馆藏金代石桌、图95山西平阳金墓砖雕(金代)等都有普遍应用。说明这一型制,已成为社会流行元素,广泛传播。


6、元、明、清(传承)

元代器物受到草原文明的影响,多体量巨大,线条繁密,设计风格由宋代简约、秾华转化为夸张、直接、繁复。如图96为大同博物馆出土元代陶制屏风,两端是云头形出头搭脑,边框内镶壸门型制,上层刻花卉纹,下层两格刻对称的云头纹。如图97釉里红瓷床,整体造型变化夸张,用色艳丽奔放,壸门造型被“淹没”在众多变化的线条之中。

明清两代,壸门型制多继承宋元风格,如图98故宫藏明代红漆嵌珐琅面梅花式香几,高束腰和基座部位分别镶嵌有对称壸门式样开光。图99上海博物馆藏明成化年制陶瓷三彩鸭形香熏,四方形底座上有对称壸门式镂空图案。图100刊印于明晚期《金瓶梅评话》右下方的建筑围栏板内,有壸门式样开光。图101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馆藏清代黄花梨台座式榻,风格追溯宋元,多列壸门式样,曲线平直,足底直落在托泥之上。

三、小结

壸门型制以及由此而衍生出各种图案,肇由商周时期框架式建筑、俎、禁式家具为源流,历经秦汉、南北朝时期,融合外来宗教元素、生活习俗。经隋唐、五代发展沉淀,工艺积累。由宋代美学规范化、意象化处理,承载了美学所要表达和传递的简约、含蓄的信息。它被《营造法式》总结归纳,确立名称,说明功用。壸门的源流变化发展流程,印证了陈寅恪论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壸门型制被中国古代工匠智慧的吸纳并消化,应用设计在各种经典制器之上。既丰富了工艺美术设计内容,也在考古类型学为器物分期断代提供佐证。

风云流转,星河月落。虽然思想、艺术代代更替衍变,但器物类型有源流可追溯,形制演变背后有规律可寻觅,它们背后所潜藏的思想、审美情怀和设计理念,映照当下时代之思想艺术,能重发荣光,继往开来!




补注:

鹤膝桌:在造型上应指的是案腿鼓膝如鹤一样的特征,多在两宋之际流行。

挖缺:方足内向的一角,切去约四分之一,作曲尺形。

叠涩:《营造法式》语,须弥座束腰上下依次向外宽出的各层。

——以上3条注释引自《明式家具研究》

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物质文化》 《明式家具研究》 《美的历程》 《正仓院 南仓专业版》

《中国家具文化》 99年《宋磁》 《唐宋家具寻微》

《中国宋代家具》 《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01期)

《中国古代建筑史》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


【来源:一山道长   编辑:中国红木艺术家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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