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皮中的“工”与“美”（上）

 犀皮作为中国造物理念的产物之一，自然蕴含其之精髓，中国造物讲究在实践操作中体现主观群体的所想，“实践操作”代表“制作过程”，“所想”代表“设计过程”，犀皮隶属其一，自然不会例外，犀皮中的“制造过程”即为“工”，“设计过程”即为“美”。之于犀皮的“工”而言，其虽为“实践活动”，但却与“一般性”的“生产劳动”（包括“手工劳动”与“机械制作”）截然有别，之于犀皮中的“美”而言 ，其虽为“设计思想”，但却与“行”无法分割，故犀皮之美与“纯粹之美”（此美既不涉及“认识活动”，又不参与“实践活动”）不可同日而语，可见，无论是“工”，还是“美”，均与中国之工艺观如影随形。

1 犀皮之简述

提及犀皮，无论是其起源发展，还是名称叫法，抑或是工艺程序，均是人们乐于相谈之事，在起源发展方面，犀皮为主观群体展现了其较早与最近的形态样貌；在名称叫法方面，犀皮则诉说了主观群体对其之差异化的诠释；而在工艺制作方面，犀皮则为人们展示了其最具突破性的实现方式与手段。

1.1 犀皮之起源与发展的简介

犀皮作为髹饰工艺的一种，其之历史较为悠久，从三国孙吴墓（图1~图2）及刘宋墓中出土的犀皮器具可知，此项工艺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问世，时至唐宋之时，犀皮工艺已较为成熟且流行甚广，从唐宋的史料中可印证此说法，如唐袁郊与甘泽谣的《太平广记》中所提之“犀皮枕”、宋人吴自牧之《梦梁录》中的“犀皮铺”与《西湖老人繁胜录》中所提之“犀皮动使”（“动使”意为家中所用的日常用具）^【1】，由此可见，唐宋两代是犀皮器的繁盛与流行期。

历经了前人的奠基，明人、清人与近代之人均对犀皮有所研究（图3~图7），虽不如前朝之犀皮繁盛，但也新意不断，如从杨明之《髹饰录》、陆树勋的《剔红戗金犀皮三种髹器考》以及袁荃猷之《谈犀皮漆器》中可知，犀皮在唐宋之后的新动向。

除此之外，当下之主观群体亦不曾抛弃此项传统技艺，反而在递承的基础上，又出创新之举，如将山水之境与瓷器之纹饰融入犀皮之中（如甘而可的犀皮作品）等，均为犀皮在当代绽放的痕迹（图8~图9）。

1.2犀皮之名的简介

在名称叫法方面，犀皮有多种称谓，如在《因话录》与《听雨纪谈》中，犀皮被唤做“西皮”（《因话录》中言：“髹器谓之西皮，世人误以为犀角之犀，非也。难乃西方马鞍，自黑而丹，自丹而黄，时复改易，五色相叠。马镫摩擦有凹处，粲然成文”）或“犀眦”（《听雨纪谈》中言：“世人皆以髹其黑剔者谓之犀皮，盖相传之讹。陶九成从《因话录》，改为西皮，以为西方马鞍之说，此尤非也！犀皮当作犀眦。眦者，脐也。”）^【1】。

另外，随着时间的发展，犀皮又出现了“波罗漆”^【1】与“虎皮漆”^【1】等称谓，“波罗漆”是南方对犀皮的别称，“波罗漆”与“菠萝漆”密不可分，由于两者工艺过程的类似（犀皮中之“堆花”和“磨显”与菠萝漆中之“起花”和“磨显”类似），故名称出现了近似之说。而“虎皮漆”则是北方对犀皮的称呼，在唐代的云南南诏，“虎”与“波罗”同意，由于犀皮之纹与虎纹类似，故得“虎皮漆”之名。综上可见，时代不同，犀皮之称谓亦呈现多样化之趋势。

1.3 犀皮之工艺的简介

    工艺是决定最后形态的关键之所在，对于犀皮的形态制法而言，其亦有不同之词，如在宋程大昌的《演繁录》（其言：“朱、黄与黑三色漆沓冒而雕刻，令其文层见叠出，名为犀皮”）与明方以智的《通雅》中（其认为“五色相叠”，便为犀皮），均有对犀皮之形的阐述，但从现存的实物来看，前两者则犯了穿凿附会之过，即将“剔犀”误作“犀皮”。

    在犀皮的工艺中包含两个过程，即“制作过程”与“设计过程”，对于前者而言，其离不开“堆花”与“压花”，“堆花”既前述之与“菠萝漆”类似的“起花”过程，根据明清的现存实物（如明犀皮圆盒与清犀皮圆盒等）与研究文献（如袁荃猷的“谈犀皮漆器”）可知，“堆花”与“打捻”^【1】密不可分。“压花”是犀皮中“起花”的另一种途径，其与“打捻”有所差异，打捻是形成“凸起”的小尖，而“压花”则是通过“外物”在漆面上形成“下凹”之痕；对于后者而言，其与犀皮之“美”息息相关，通过杨明之《髹饰录》（其中言：“文有片云、圆花、松鳞诸斑。近有光滑者，以红面者，以光滑为美”）、袁荃猷的《谈犀皮漆器》（其中言：“表面是光滑的，花纹由不同颜色的漆层构成，或作行云流水之纹，或像松树干上的鳞皴，乍看很均匀，细看又富有变化，漫无规律，天然流动，色泽灿烂，非常美观”）^【1】以及甘而可的作品可知，犀皮之美别致至极。

     综上可知，犀皮之工艺虽有“制作过程”与“设计过程”之别，但是两个过程却无法割裂开来，其需在“打捻”与“压花”中显现“设计”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