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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皮中的“工”与“美”(上)

犀皮中的“工”与“美”(上)

犀皮中的“工”与“美”

2017-07-14 作者:张天星 浏览:2223 来源:中国红木艺术家具网

摘要

本文以犀皮之“工”与“美”为研究对象,在“工”之方面,笔者从“工”与“技”、“工”与“具”以及“工”与“艺”三方面进行探析,在“美”之方面,笔者则从“美”与“知”和“美”与“行”两方面进行研究。通过论述可知,犀皮之“工”中有“美”,“美”中...

 犀皮作为中国造物理念的产物之一,自然蕴含其之精髓,中国造物讲究在实践操作中体现主观群体的所想,“实践操作”代表“制作过程”,“所想”代表“设计过程”,犀皮隶属其一,自然不会例外,犀皮中的“制造过程”即为“工”,“设计过程”即为“美”。之于犀皮的“工”而言,其虽为“实践活动”,但却与“一般性”的“生产劳动”(包括“手工劳动”与“机械制作”)截然有别,之于犀皮中的“美”而言 ,其虽为“设计思想”,但却与“行”无法分割,故犀皮之美与“纯粹之美”(此美既不涉及“认识活动”,又不参与“实践活动”)不可同日而语,可见,无论是“工”,还是“美”,均与中国之工艺观如影随形。

1 犀皮之简述

提及犀皮,无论是其起源发展,还是名称叫法,抑或是工艺程序,均是人们乐于相谈之事,在起源发展方面,犀皮为主观群体展现了其较早与最近的形态样貌;在名称叫法方面,犀皮则诉说了主观群体对其之差异化的诠释;而在工艺制作方面,犀皮则为人们展示了其最具突破性的实现方式与手段。

1.1 犀皮之起源与发展的简介

犀皮作为髹饰工艺的一种,其之历史较为悠久,从三国孙吴墓(图1~2及刘宋墓中出土的犀皮器具可知,此项工艺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问世,时至唐宋之时,犀皮工艺已较为成熟且流行甚广,从唐宋的史料中可印证此说法,如唐袁郊与甘泽谣的《太平广记》中所提之“犀皮枕”、宋人吴自牧之《梦梁录》中的“犀皮铺”与《西湖老人繁胜录》中所提之“犀皮动使”(“动使”意为家中所用的日常用具)1,由此可见,唐宋两代是犀皮器的繁盛与流行期。

历经了前人的奠基,明人、清人与近代之人均对犀皮有所研究(图3~7,虽不如前朝之犀皮繁盛,但也新意不断,如从杨明之《髹饰录》、陆树勋的《剔红戗金犀皮三种髹器考》以及袁荃猷之《谈犀皮漆器》中可知,犀皮在唐宋之后的新动向。

除此之外,当下之主观群体亦不曾抛弃此项传统技艺,反而在递承的基础上,又出创新之举,如将山水之境与瓷器之纹饰融入犀皮之中(如甘而可的犀皮作品)等,均为犀皮在当代绽放的痕迹(图8~9

三国犀皮

                   

1犀皮耳杯(三国吴朱然墓中出土)   2耳杯纹饰细节(三国吴朱然墓中出土

明代犀皮

            

3 朱面犀皮圆盒(明代)        4圆盒纹饰细节(明代)

清代犀皮

                               

5 犀皮圆盒(清代)                    6  纹饰细节

近现代犀皮

7 松鳞纹烟袋杆纹饰放大图(桂茂栲制

          

8当代犀皮作品1(甘而可制)   9当代犀皮作品2(干而可制)

                        

1.2犀皮之名的简介

在名称叫法方面,犀皮有多种称谓,如在《因话录》与《听雨纪谈》中,犀皮被唤做“西皮”(《因话录》中言:“髹器谓之西皮,世人误以为犀角之犀,非也。难乃西方马鞍,自黑而丹,自丹而黄,时复改易,五色相叠。马镫摩擦有凹处,粲然成文”)或“犀眦”(《听雨纪谈》中言:“世人皆以髹其黑剔者谓之犀皮,盖相传之讹。陶九成从《因话录》,改为西皮,以为西方马鞍之说,此尤非也!犀皮当作犀眦。眦者,脐也。”)1

另外,随着时间的发展,犀皮又出现了“波罗漆”1“虎皮漆”1等称谓,“波罗漆”是南方对犀皮的别称,“波罗漆”与“菠萝漆”密不可分,由于两者工艺过程的类似(犀皮中之“堆花”和“磨显”与菠萝漆中之“起花”和“磨显”类似),故名称出现了近似之说。而“虎皮漆”则是北方对犀皮的称呼,在唐代的云南南诏,“虎”与“波罗”同意,由于犀皮之纹与虎纹类似,故得“虎皮漆”之名。综上可见,时代不同,犀皮之称谓亦呈现多样化之趋势。

1.3 犀皮之工艺的简介

    工艺是决定最后形态的关键之所在,对于犀皮的形态制法而言,其亦有不同之词,如在宋程大昌的《演繁录》(其言:“朱、黄与黑三色漆沓冒而雕刻,令其文层见叠出,名为犀皮”)与明方以智的《通雅》中(其认为“五色相叠”,便为犀皮),均有对犀皮之形的阐述,但从现存的实物来看,前两者则犯了穿凿附会之过,即将“剔犀”误作“犀皮”。

    在犀皮的工艺中包含两个过程,即“制作过程”与“设计过程”,对于前者而言,其离不开“堆花”与“压花”,“堆花”既前述之与“菠萝漆”类似的“起花”过程,根据明清的现存实物(如明犀皮圆盒与清犀皮圆盒等)与研究文献(如袁荃猷的“谈犀皮漆器”)可知,“堆花”与“打捻”1密不可分。“压花”是犀皮中“起花”的另一种途径,其与“打捻”有所差异,打捻是形成“凸起”的小尖,而“压花”则是通过“外物”在漆面上形成“下凹”之痕;对于后者而言,其与犀皮之“美”息息相关,通过杨明之《髹饰录》(其中言:“文有片云圆花松鳞诸斑。近有光滑者,以红面者,以光滑为美”)、袁荃猷的《谈犀皮漆器》(其中言:“表面是光滑的,花纹由不同颜色的漆层构成,或作行云流水之纹,或像松树干上的鳞皴,乍看很均匀,细看又富有变化,漫无规律,天然流动,色泽灿烂,非常美观”)1以及甘而可的作品可知,犀皮之美别致至极。

     综上可知,犀皮之工艺虽有“制作过程”与“设计过程”之别,但是两个过程却无法割裂开来,其需在“打捻”与“压花”中显现“设计”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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