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胡床

公元211年，曹操西征，大军自潼关北渡，突遭马超袭击。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所记当时的情况是：“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张郃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可见曹操在指挥军队渡河时，是坐在胡床上的。

提到胡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籍中，常常可以见到将帅在战争中使用这种家具的记载。有时主将坐在胡床上指挥作战，如前凉张重华手下大将谢艾与敌将麻秋对阵时，“艾乘轺车，冠白，鸣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矟龙骧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左战帅李伟劝艾乘马，艾不从，乃下车踞胡床，指麾处分。贼以为伏兵发也，惧不敢进……”最后艾军大胜。又如梁将韦放，在公元527年与魏将费穆遭遇，当时“放军营未立，麾下止有二百余人。……放胄又三贯流矢。众皆失色，请放突去。放厉声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于是士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至于主将坐在胡床上观察敌我军队情况的例子还有不少。公元477年沈攸之举兵叛齐时，“攸之乘轻轲从数百人，先大军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军，有自骄色”。公元501年萧衍军攻至建业，其将杨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则曰：‘几中吾脚。’谈笑如初”。又如梁将王僧辩引军攻长沙时，至城下，“乃命筑垒围之，悉令诸军广建围栅，僧辩出坐垄上而自临视。贼望识僧辩，知不设备，贼党吴藏、李贤明等乃率锐卒千人，开门掩出，蒙楯直进，径趋僧辩。……李贤明乘铠马，从者十骑，大呼冲突，僧辩尚据胡床，不为之动，于是指挥勇敢，遂获贤明，因即斩之。贼乃退归城内”。甚至还有坐在胡床上与敌军战斗的事例。苏峻败后，“(张)健复与马雄、韩晃等轻军俱走，(李)闳率锐兵追之，及于岩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独出，带两步靫箭，却据胡床，弯弓射之，伤杀甚众。箭尽，乃斩之”。

由上面列举的事例，可以看出胡床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一种便于携带的轻便家具。第二，它是一种坐具，但坐的姿势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坐法不同，不是席地或在床上那种双足后屈的方式，而是“据”即“踞”，也就是下垂双腿，双足着地。至于它的名字前面冠以“胡”字，则因为这种家具是由西北域外传来。后面的“床”字，常引起后人的误解，把它和现代“床”的概念混淆起来，以为是一种专供睡眠的卧具。有些文学作品中，甚至让匈奴的单于和阏氏一起到“胡床”上睡觉。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由于对中国古代床的特点和用途不够了解。其实在汉魏时期，床并不仅仅是用于躺下睡眠的卧具，而是室内适于坐、卧乃至办公、授徒、会客、宴饮等多用途的家具。所以《释名》中是这样释床的：“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因此，对从域外传来的新式坐具，自然也就称之为“床”了。

胡床传入中国，大约是在东汉末年。《后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说明至少在东汉灵帝在位时(168—189年)，胡床已出现在当时的宫廷中。前引曹操坐胡床的例子，是在建安十六年(211年)，也说明灵帝以后到曹魏时期，这种家具已日渐流行了。

胡床除用于行军作战时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使用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场合都可以寻到它的踪影，现依据有关史籍，择要举例于下：

用于宫廷。东汉灵帝时已如此，见前引《后汉书•五行志》。到南北朝时期，北方宫廷中更常用胡床，如公元534年，东魏孝静帝使舍人温子升草敕致高欢，“子升逡巡未敢作。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子升乃为敕曰……”。南方宫廷中使用胡床，还有一则比较特殊的事例：侯景篡梁以后，在宫中“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

用于家居。因胡床便于移动安设，常常用作庭院中随意安放的坐具。如《北堂书钞》引《郭子》：“谢万尝诣王恬，既至，坐少时，恬便入内，沐头散发而出，既不复坐，乃踞坐于胡床，在于中庭晒头，神色傲上了无惭怍相对，于是而还。”《南齐书•张岱传》记岱兄镜曾与颜延之为邻，“(延之)于篱边闻其与客语，取胡床坐听，辞义清玄，延之心服，谓宾客曰：‘彼有人焉。’”

胡床又可用于室内或楼上。如《晋书•庾亮传》记“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之。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竟坐”。又据《语林》，“谢镇西着紫罗襦，据胡床，在大市佛图门楼上，弹琵琶作大道曲”。 用于行路。途中可随意陈放坐息，或步行携带，或置车、船中。步行携胡床见《南齐书•刘传》，“姿状纤小，儒学冠于当时，……游诣故人，唯一门生持胡床随后，主人未通，便坐问答”。船上携胡床，见《南齐书•荀伯玉传》，“(张)景真白服乘画舴艋，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太子”。随车携胡床，见《世说新语•任诞篇》，王徽之路遇桓伊，请其吹笛，“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用于狩猎、竞射等活动中。狩猎活动中用胡床的例子，见《三国志•魏书•苏则传》，魏文帝行猎时“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竞射活动中用胡床的例子，突出的是王济与王恺较射赌“八百里”的故事。见《世说新语•汰侈》：“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常莹其蹄角。王武子语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赌卿牛，以千万对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谓骏物无有杀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炙至，一脔便去。” 上述的例子，都讲的是男子使用胡床的事例，下面再引两则妇女使用胡床的事例。《隋书•尔朱敞传》记他出逃后，“遂入一村，见长孙氏媪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长孙氏愍之，藏于复壁”。同书《郑善果母传》：“母性贤明，有节操，博涉书史，通晓治方。每善果出听事，母恒坐胡床，于鄣后察之。”

由以上列举诸例，一方面可以看到当时胡床这种轻便的家具，日常使用得相当普遍，男女均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它仅是一种临时随便陈设的坐具，它不同于床是当时正式的坐具，也不能代替床的功能。

这种轻便的坐具，不用时还可以随手挂在屋壁或柱子上。如曹魏时裴潜“为兖州时，尝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挂柱”。又如北齐武成皇后胡氏“自武成崩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布金钱于献席下，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

关于胡床的具体形象，在古代文献中也有记录。梁庾肩吾有《咏胡床应教》诗：“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临堂对远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馆下，淹留奉盛明。”其中“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二句，正道出了胡床的形体特点，说明它与一般四足直立的床不同，胡床的足必须交叉斜置时床体才能平稳。这种交叉的斜足，构成胡床形体的主要特点。也正是根据这一点，胡床在隋代以后改名为“交床”。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曾讲过：“隋炀帝性好猜防，去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宋程大昌在《演繁露》中也说到“今之交床，制本自虏来，始名胡床。隋以谶有胡，改名交床”。对此，胡三省进行了较详尽的注释：“交床以木交午为足，足前后皆施横木，平其底，使错之地而安。图1足之上端，其前后亦施横木而平其上，横木列窍以穿绳绦，使之而坐。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床。”如果胡三省的说法可靠，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古代的胡床实际就是今天还使用的轻便折叠凳，也就是北京俗称的“马扎儿”。由于缺乏古代的物证，上述论断是否正确尚难判定，以致长期以来人们对胡床的具体形象仍不够清楚。

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中，虽然还没有找到胡床的实物标本，但是已获得了一些有关它的形象资料，从而使人们得以窥知它的庐山真貌。

1973年在陕西三原县发掘了唐淮安靖王李寿(神通)的墓葬，墓内石椁表里均雕有精美的图像。石椁内壁均为线雕，内容为乐舞和侍从，其中有一幅刻上中下三列共十八名穿长裙的女侍，手中各捧席、案、凭几及扇、麈尾等用具，在第三列左侧第二名女侍手上，捧着一张胡床(图1)。画面上正好刻画出胡床侧面的正视图，可以看清床面和其下交叉的床足，还可看清足端前后施横木的顶端，以及床面向下微垂的绳绦，两端还装饰短短的流苏。在另一幅女侍的线雕图中，也有一个捧胡床的形象，胡床的形制是相同的。

李寿墓的发现，启发我们辨认清楚了一件时代较李寿墓更早的考古资料。1974年河北磁县东陈村发掘过东魏的赵胡仁墓，其下葬年代是武定五年(547年)。墓中出土的女侍俑中，有九件手持各种什物，其中一件原报告称“右臂挟一几案类物”。现在据李寿墓的线雕的侧视胡床仔细观察，能够认出那原来是一张敛折起来的胡床，床面向前，交关的足折平，挟在臂下时一组在上面，一组在下侧，足端的横木露在臂后(图2)。这件标本，正体现了胡床“敛之可挟”的方便之处。

除以上两例外，在敦煌莫高窟第420窟的隋代“商人遇盗”壁画中，还可以看到使用胡床的更生动的图像。这幅画绘在窟顶南部，画面左侧丛山中，坐有一个身擐甲胄、手按长刀的武士，图2 图3 其后环卫着另一些披甲的武士，坐者似为首领，他所坐的正是一张胡床，斜向交叉的床足和上撑的床面，都画得很清楚(图3）。从这一图像，可以看到古人“踞”(据)坐于胡床，即垂腿双足着地坐法的真实情景；也自然会联想起前面引述过的在战场上使用胡床的事例来。

上面引述的三例文物，把“敛之可挟”“放之可坐”的古代胡床，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结合有关的文献资料，总该能清除多年来对它的误解了。

最后还应简单提一下，胡床这种坐具，大约是首先在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中出现的，后来经由著名的丝绸之路传来我国。至于它源出于何处，又如何传来中国，还有待治中西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专家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