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和帐构

后汉名儒马融，才高博洽，但却很豁达任性，不拘守儒者的小节。他讲课授经时，“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在女乐演奏声中讲授经学，别人是不敢如此的，至于坐在帐中，仍是当时一般风习，只不过绛色纱帐显得过于漂亮了而已。这个故事极其有名，由此“设帐”就变成了教授生徒的别称，古人设床，多要施帐。在我国大约当脱离了远古完全席地起居的阶段以后，从殷周历经秦汉魏晋乃至隋唐，低矮的床一直是人们坐卧寝处都离不开的多功能家具，同时也是室内陈放的最主要的家具。一些别的家具，多是围绕着床而陈设的，例如屏扆安放在床的侧后，书写或进食的几案放置床前，可供伏倚的凭几摆在床上，“承尘”悬挂在床顶上方，等等。这些器物中和床关联最紧密的，则是张设在床上的帐。

《释名》：“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急就篇》颜注也说：“自上而下覆谓之帐，帐者，张也。”它具有保暖、避虫、挡风、防尘等多种用途。同时，在用各种色泽鲜明的丝织品精工制造的帐上，还可以加施华美的纹饰，悬垂香囊流苏，起着丰富室内装饰的作用。古诗《焦仲卿妻》中的“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描述的是当时一般家庭中少妇使用的帐，色泽和装饰已很讲究。至于皇室的御用品，更是垂珠悬玉，奢华异常。汉武帝时兴造的甲乙之帐，络以珠玉，杂错天下珍宝，正如后来沈约《咏帐诗》所咏：“甲帐垂和璧，螭云张桂宫。随珠既吐曜，翠被复含风。”当时又有“武帐”，在帐内安设有放置五兵的阑架。西晋以后虽然战乱频繁，经济凋敝，但最高统治集团使用的帐却倍加奢华。如后赵统治者石虎，御床上所张的帐真是穷极奢侈。据《邺中记》，他用的帐四时不同：“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或青绨光锦，或用绯绨登高文锦，或紫绨大小锦。絮以房子绵百二十斤，白缣里，名曰复帐。帐四角安纯金银凿镂香炉，以石墨烧集和名香。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帐之四面上十二香囊，彩色亦同。春秋但锦帐，里以五色缣为夹帐。夏用纱罗，或綦文丹罗，或紫文縠为帐。”偏安江左的东晋最高统治阶层，也是同样奢华，据《晋书•桓玄传》，桓玄曾“小会于西堂，设伎乐，殿上施绛绫帐，镂黄金为颜，四角作金龙，头衔五色羽葆旒苏”。由以上资料看来，帐一直是那时室内的主要陈设。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王朝的倾覆，那些奢美的华帐早已无迹可寻，要想复原那时室内陈设的原貌，就只有靠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资料来进行了。

有关帐的文物资料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图像，主要是描绘当时人们生活起居的墓室壁画、画像石或画像砖。以南北朝时的资料为例，当时墓葬的主室象征着墓内死者生前的居室，面对墓门的正壁上就绘出表现这位墓主人端坐于厅堂的画像，常常是居中放一张床，墓主人凭几正坐床上，床的侧后安设屏扆，床上张帐。随着墓内死者身份不同，画出的帐也不同。河北磁县东槐树村北齐武平七年(575年)下葬的高润墓，死者生前是冯翊王，墓内正壁绘有宽约6米的大幅壁画，居中就是一具宽敞的平顶方帐，帐顶周缘饰有山华蕉叶花饰，墓主人端坐在帐内床上，帐两侧侍立着手执扇、盖等的仪卫侍从。在同一时期的石窟中，也常可以看到有关帐的雕刻或绘画，有些佛龛也雕成装饰华丽的帐形，顶设山华蕉叶，角饰龙首衔垂流苏。

另一类有关帐的文物资料，就是金属的帐钩，通常也叫帐构。原来张帐必须有帐架，支撑帐架的主柱安置在床的四角，然后地贴和沿柱顶联以横枋，形成主要的方形框架，上面再安设支撑帐顶的枋架。为了使帐架牢固，并且增加美观，在枋柱结合的地方常常要加上金属的构件，时代较早的用青铜制品，以后出现了铁制的，这就是帐构。木质的帐架和丝织的帐都很容易朽毁，而金属的帐构则较容易保存下来，从而使我们可以结合图像较准确地复原古帐的原貌。青铜的帐构至少在东周时期已经使用了，据《西京杂记》说西汉时期广川王去疾好盗发前代塚墓，在发魏哀王冢时，在一室内“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堕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这可以算是发现东周铜帐构最早的例子。近年来在河北、山东等地的大型战国墓里，确实获得过成组合的青铜帐构。例如从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区第6号墓的西库里，就发现有髹黑漆的木帐杆和铜构，帐杆多成朽灰，而铜帐构保存完好。

发掘出土的铜帐构中，比较完整而又可以复原的两套，是在河北满城发现的西汉铜构，都是在中山靖王刘胜墓的前堂中获得的。设置在前堂中部的一套，有镀金铜构零件102件，可以装配成14类构件，经复原是一具四阿顶的长方形帐(图一)。复原后帐的横长大约有2.5米左右，进深在1.5米左右，其下正好容一张大床。虽然完整的汉代大床还没有发现过，但从信阳楚墓中获得过相当完整的战国时代木床，它横长2.18米，宽1.39米，面积超过3平方米。西汉王室所用的木床，不会比信阳楚墓的床小，或许还会稍大些，那就大致和刘胜墓的帐架尺寸相符了。在前堂南部的另一套铜帐构，比前一套粗壮，在许多构件上刻有甲、乙、丙、丁、子、丑、寅、卯、一、二、三、四等字样，大约是为了便于装配组合而刻的记号。经复原以后，知道它是一具四角攒尖顶的方帐。这种华美的大型帐，是当时皇室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张设起来像一间小型的帷屋，它主要是用来陈设在宽阔的厅堂里，但也可以在宫苑的庭院中露天张设。这类大型帐的图像，在河南密县打虎亭2号汉墓的壁画里可以看到，它被绘在一幅表现豪华的宴饮百戏画面的主要位置上。有关帷帐的记述，也见于汉墓出土简牍中，如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所出《从器志》中记有“张帷柱及丁一囊”。这种大型的帐，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时仍然沿用，也多是王室勋贵的用品。前面讲过的北齐冯翊王高润墓壁画，画的就是这类大帐，只是顶部结构不同，帐顶缘饰也已采用南北朝流行的山华蕉叶了。

一般官员或平民使用的帐规模较小，也就是斗帐，形似覆斗，常作盝顶或四角攒尖顶。这种类型的帐构，在洛阳涧河西岸的一座大型砖室墓里获得过一组铁质实物。全组共9件（图二），其中一件刻有“正始八年八月……”铭文（图三），说明这是曹魏时的制品。这组帐构系由垂直或斜交的圆铁柱构成，每节铁柱各长16厘米，直径4厘米，柱端都有可供帐杆插入的圆銎，这和前述的剖面方形的战国或西汉的铜构有较大的区别。其中四件是由互相垂直的三柱构成，它们是用于帐底四角的。另四件除了三向垂直的三柱外，再向上斜伸一柱，与相对的垂柱形成109度角，它们是用于帐顶四角的。最后一件由下斜的四柱聚成尖顶，顶下中央镶一铁饼，用在全帐顶端。经复原以后，可以看出是一具四角攒尖的斗帐帐构(图四)。同样类型的铜帐构，在河南巩县曹魏窖穴内、南京通济门外的南朝墓中和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中发现过。巩县窖穴中的铜帐构，只存4件，与洛阳出土的铁帐构相同。南京通济门外发现的也只有5件，铜柱的直径4.3厘米，其中4件是用于帐顶四角的，另一件是用于顶端的。值得注意的是所有5件铜柱交角向帐内的里侧，全饰有造型优美的圆形莲花图案镂雕装饰。这种斗帐在魏晋南北朝时相当流行，墓室壁画中常可以看到它的形象。例如东晋永和十三年(即升平元年，357年)下葬的冬寿墓里，有冬寿夫妇二人分别坐在帐中的画像，都是方形攒尖顶的独坐斗帐。帐门中开，掀起的帐分向左右两侧缚在帐柱上，用朱绦系结。在帐顶端饰有大朵仰莲，四角也都安有莲花并垂饰羽葆流苏(图六)。两帐不同处，仅是冬寿坐帐角上饰含苞未放的莲蕾，而冬寿夫人的坐帐角上饰已开放的莲花，同时她的坐帐外表在素白的地子上满绘朱红纹饰，纤巧美观，可能模拟着漂亮的锦绮等丝织品。辽阳上王家村晋墓右壁也有墓中主人坐在帐中，旁有侍立小吏的画像，所坐的帐也是攒尖顶的斗帐，帐色朱红，其坐床后侧的屏也是朱红色的。综观全帐，其形制和冬寿墓壁画接近，顶端亦饰大莲花，帐角置金龙，龙口衔着下垂的流苏(图七)。这些例子，与前引文献所讲石虎、桓玄所用帐相符，同时也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帐上流行的装饰，是莲花、金龙和流苏。至于一般人使用的帐，规模更小，是简朴的斗帐，邓县彩色画像砖墓中有一砖上是老莱子娱亲图，两位老人就坐在张有斗帐的床上(图八)。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大致看出古代的帐有以下特点：首先，帐是从属于床的，由于床的平面形状一般是长方形的，用时又多横陈于室中，这就决定了帐的平面一般也是长方形的，帐门开在床前侧横长边方位，可以从中间分挑向两边，然后缚系在两侧的帐柱上。有的床平面是方形的，所张的帐自然也是方帐。其次，帐需用帐架支张，通常是用木架，有的在木架交接处加施金属帐构，帐架主要靠床四角竖起的四根支柱支撑。至于各种帐形制方面的区别，除了规模大小不同外，主要表现在顶部的结构方面，较大的帐多作四阿顶、盝顶或平顶，较小的帐一般是四角攒尖顶，也有的是盝顶。最后，在阶级社会中，帐和其他用具一样，体现出森严的等级制度，华丽的锦帐不是一般人可以自由张用的，晋朝即明令规定锦帐为禁物，六朝时仍如此，据《宋书•礼志》，锦帐与织成衣帽、纯金银器等皆为禁物，连“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的官员，都不得使用。六品以下官员，连绛帐也不得张设。至于“骑士卒百工人”，因身份低贱，因而不得施帐。对于王公官员使用的帐构，也有限制，刘宋孝建元年(454年)就曾规定诸王子所用“帐不得作五花及竖笋形”。在那时期，官员们也很注意，唯恐在器用方面僭越而受罚，例如曹操当时就“恐嫁娶之僭上，公主适人不过帛帐，从婢十人而已”。

隋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筑技术的进步，中外文化的交流等等，室内陈设有了新的变化，开始出现桌、椅等新式家具，床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多种功能，降为只是供人寝卧的家具。从属于它的帐，也同样从殿堂衙署等处消失，退而变为只是卧室内的用具了。直到现代新式卧床普遍使用之前，明清的旧式木床上还是悬挂帐子的。小说《红楼梦》中贾母看到薛宝钗房中的陈设后，让鸳鸯给她更换帐子的故事，正是当时官僚家庭中床上悬帐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