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辽金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床榻

在我国家具史上，床的由来其时间相对较早，除了原始社会以外，人们熟知的是关于商朝“纣为象箸牙床，酒池肉林”的记载。而在随后漫长的历史时期，我国各地区出土了大量床类家具实物和明器，尤其是战国和两汉时期的墓葬中床的出土量相对较大，如荆门市包山楚墓折叠床、信阳长台关楚墓以及随县曾侯乙墓等都出土比较完整的床的实物。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出土的家具文物中，北方地区很少出现床榻的品种，这是为什么呢？

一、北方地区很少出现床榻的原因

通过考证笔者认为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由于我国地域广袤，各地的起居习惯有很大的差别。众所周知，由于我国北方地区气候寒冷，一般来说，由于地区性气候的特殊性和生活居住方式的不同，北方地区多数家庭在睡眠时都是睡卧在一种用土坯或砖石砌筑而成的传统的室内设施上，这种设施被称为“炕”；

二是在汉代以前，北方各地文化经济发展不平衡，大型的家具生产技术发展较慢，床类家具在北方使用相对较少；

三是我国在汉代以后，我国大部分地区传统的葬俗和葬式都发生了变化，家具并不是主要的陪葬物品，因此在家具的使用上北方传统的床榻类家具也就很少出土。

二、辽、金时期的反常的现象

但这种情况在我国北方的辽、金时期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出土了相对较多的床榻，出土量最大的就是罗汉床，而且辽、金两代的实物和明器均有出土，这种现象在其他历史时期是不多见的，这种反常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大方面：

一方面是随着北宋、南宋、辽、金各朝的相继建立，导致南北方地区长期战乱和封建割据，形成了相对封闭和对峙的局面，这种情况对中国家具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了这时期南北方家具艺术与文化等各方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并存。但在手工业经济的某些方面还存在一定范围的交流，黄河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地处沿海，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发展较快，家具制作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生产制作的家具形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间接地影响了北方的局部地区，使家具的生产规模局部有所扩大。

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个时期北方地区人们仍以游牧为主，逐水草而居，然而在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起居习惯有了一定的进步。起居方式的改变，影响了家具形制的变化，睡眠除了使用炕以外，床榻的使用也逐渐增加。但从起居习惯上来讲，还是传统的、轻巧低矮的家具相对比较适应人们的生活，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家具形制相对较矮、陈设方便灵活的榻其使用数量与床相比要大得多，因此遗存下来的机会也就很大了。再加上北方在定居生活较明显的地区，其起居习惯仍然以炕为主，所以这个时期出土的北方床榻类家具“以榻为主”的现象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

由于以上两种原因，使得当时的床榻家具存世量还是有相当的规模，然而更主要的还是人们对起居习惯和葬俗、葬式认识的不同，从而形成床榻类家具出土量较大的这一特殊现象。

葬俗、葬式的不同是因为我国南方地区在汉代以后，由于经济不断发展和佛教文化的传入，南方各地的葬俗中已有了较大的变化，家具已经不是葬式中重要的冥器用品。然而中国北方地区却不同，在唐朝中叶爆发了“安史之乱”后，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这些地区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封闭和落后，人们的生活居住水平与我国南方广大地区相比较来说还是较低的，人们对家具的使用还是比较重视的，家具在日常生活中仍占有相对重要的地位，是室内陈设的主要物品，因此在葬俗和葬式中家具依然是重要的明器物品。

在这段历史时期，除了南方地区的上海青浦县任氏墓以外，也有很多北方墓葬群被发现，比较出名的墓葬有山西大同冯道真和王青墓，以及甘肃漳县汪世显宗族墓。总的来说，这些墓葬出土的家具实物并不太多，但在北方家具文物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就其出土的文物与绘画等史料相互验证来看，北方家具风格的特点表现很集中，这可以在山西侯马金墓和虞寅墓壁画得到佐证。由于主要继承了唐末五代时期的风格，因此北方家具比南方家具更加重视整体装饰，表现为雄浑劲挺，注重局部设计，家具雕饰细密工巧，刀法棱线分明。构件断面线形变化较多，注重结构点的设计，但也有一部分作品的设计趋于繁琐、臃肿、呆滞。

三、北方地区出土的罗汉床种类

虽然在以上这些北方地区墓葬中出土的家具中床榻类家具很少，然而在一些相对不是很有名的北方地区的墓葬中，却相继出土了很多这种床榻家具，如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山西临汾金墓和山西大同阎德源金墓等。尤其是山西大同阎德源金墓出土的家具数量相对比较大，品种相对比较齐全，其中也包括一件比较重要的床榻类家具。但在出土的床榻类家具中，为什么出土的多是罗汉床呢？ 这主要是因为北方地区气候寒冷，人们晚上睡觉的卧室仍然以炕为主，床的使用相对较少。而在居住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除了卧室以外，像客厅、起居室这样的功能房间由于起居行为的需要，以榻为主的布局成为日常活动的中心，因此榻也就成为客厅、起居室类房间能够显示地位、左右室内陈设环境，且使用广泛的重要家具之一。因此，榻的使用的数量相对较大，所以出土的罗汉床就较多了。北方地区出土的罗汉床主要有：

1）辽代罗汉床

在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曾出土一架罗汉床，基本上保存比较完整，高72厘米、长237厘米、宽112厘米。床的长方形床面上铺木板，左、右、后三面有栏杆，栏杆的角柱用峁榫固定在边框之上。左右两边角柱之间有方形间柱4个，角柱与间柱之间用薄板镶嵌，镶嵌的格板上还有字迹，为当时工匠所记。正面床体下部镶贴一块镂以8个桃形光洞图案的饰板，内涂朱红漆色。镶嵌的假腿和腰衬下边都采用与桃形图案相似的曲线花饰，很有北方家具特色。这是一种两节床，底座与床面不固定，可以自由移动，之所以做成二节床是为了搬运与陈设的方便，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聪明的才智。

这架床上半部造型以纵横相接的栏杆为主要结构，布局疏密有别，虚实相衬，角柱与间柱之间造型稍有变化，刚直的用线并不使人看上去显得呆板。床面下厚重的底座巧妙地镶贴了一块镂以8个桃形光洞的饰板，置于两个假曲云板足之间，增加了床体造型的表现层次，给人一种格调新颖和谐的印象。整体造型的用线刚劲有力，体态稳重而没有沉闷滞郁的现象。

这种造型是因为契丹族建立辽朝后，在建筑和家具等手工业建造方面，大量使用汉族工匠所致，造型主要是仿照和沿用汉族文化样式，尤其时期底座部分其结构与同时期南方床榻的造型极为相似。 从唐末五代时期起，北方就成为藩镇割据状态，建筑、家具制作技术与艺术很少受到当时中原的南方地区影响，因此辽代较多的继承了唐代浑厚、硕满、雄壮的气质，融合了本民族粗犷的风格，从而独立发展成为与宋代截然不同的家具风格，其家具造型简朴雄壮，用线刚劲有力，细部设计简洁，雕饰少，这是北方风格的早期。从同时期出土的1件辽代印花三彩床榻明器结构上来看，内蒙辽墓出土的榻的造型也基本相似，有柱头、围栏的造型，由于是明器，所以造型的局部比例与实物有一定的差距，由于生活习惯不同，造型虽然相似但总体结构还是有区别的。

2）金代罗汉床

这架床出土于山西襄汾金墓，长170厘米、宽75厘米、栏柱高25厘米。也是峁榫结构，无腿，采用两根横木支垫，以竹钉加固。三面栏柱保存比较好，栏杆断面为大、小八楞柱，出八楞头。这种杆件的截面是辽金时期非常流行的线型，由此可以看出受唐代造型用线的影响很大。这件木床上部的造型与内蒙古解放营子的辽代木床非常相似，是典型的北方地区家具风格。

山西大同阎德源墓曾出土一件金代罗汉床的明器，原文称为“榻”，亦有称“床榻”，实际上是罗汉床。这种罗汉床是适应“垂足而坐”起居习惯的一种家具，比早期的榻高度增加很多，可其体量和尺度要比睡眠用的架子床要小。因为是明器，所以从陈设和使用角度来看，它的实际尺寸仅可作为参考，主要是为了了解造型与结构。

这架床是由秋叶腿、床板、床柱和围板四部分组成的。整个床的上半部造型基本与前二件罗汉床的形制相同，这在辽金时期是相当流行的。床的上半部与下半部之间，用一圈围板遮护，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协调了两部分的格调。这种造型的构成，无论从设计构思及工艺加工要求来看都很新颖、简洁、科学合理。整体造型劲挺，构件间的用线变化含蓄，所取得的效果是很好的，有一种豪迈的气质。使雄浑的气势寓于刚劲剔透的力感之中，可见设计者是下了一定的功夫的。与前二件相比唯有不同的是采用了4只秋叶足，两侧两足间用横称连接，增加了整体结构强度。

总的来看，南方和北方地区的床榻造型有很大的区别，南方床榻多数没有围栏，而北方地区的床榻从上述实例来看，无一例外的都有围栏。金代家具制作多数是由掳来的汉族工匠负责，因此制作工艺的精致，造型中曲线的运用又接近南方风格，其作品自然形成了宋、辽文化艺术影响融合的情况。但从上面辽金两个时期的床榻类家具来看，家具作品基本上还是以北方风格造型纯朴、结构简单的特点为主体，豪迈的格调在家具作品中有所体现，整体造型雄浑，局部设计和线角用线刚劲有力，有一种北方粗犷豪放气质。较流行的结构形制是桨腿，券口，可以看出唐代家具风格对辽、金家具的影响很深，并对后来的元代产生很大影响。但是从脚型上来看，除了个别实例以外，无论南方和北方的脚型都非常接近，都是以箱体壸门的造型为主。只是在辽金后期北方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极不平衡的发展，对家具的发展和创作也产生了畸形的影响，致使部分家具的创作有一种繁琐堆砌和做作的作风。

3）元代罗汉床

元代家具基本上是沿袭了辽、金的家具风格，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进步，成为北方风格的代表。家具结构上突出的变化就是完全采用梁柱式的大木架结构，淘汰了唐代的那种传统的箱体壸门结构。从造型结构上看比较合理，但工艺复杂，费时、废料，有一定装饰成分。山西襄汾明洪武年间的墓葬中出土了1件罗汉床，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元代家具的遗存，其造型、结构基本上与山西大同阎德源金墓出土的罗汉床相近，家具造型中大量应用装饰性较强的线角设计，从构件和装饰纹样来看，与元代典型的造型基本相同，牙板和脚型采用云纹设计。这个时期家具部件的截面除方形、圆形外，还出现了马蹄形、梅花形、八棱形等。装饰纹样中莲花、荷叶、牡丹应用较多，这些除能够显露唐代遗风之外，也证明这个时期所家具设计受佛教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些局部设计突出了元代繁密精致，雄浑刚劲的家具风格。

从上述的床榻作品来看，辽、金、元时期由于地域、经济、民族文化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出土的床榻类家具集中的代表了北方家具风格，其作品多表现为造型雄浑刚劲，具有粗犷豪放的气势，家具局部设计和装饰繁密精致，乡土气息很浓。同时从这些墓葬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那就是葬式和出土的家具贫民色彩相当浓厚，这也说明当时贫民对这种床榻类家具在生活中的作用是相当重视的，他们渴望在来生能够使用这些简单的家具。因此，我们可以从葬俗的角度来解释床榻类家具在这个时候能够较多出土的原因，同时也可以说明当时家具手工业的发展是相对低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