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样”与“苏式”（下）

三．“苏式”是最高工艺水平的代表

清代纳兰常安《爱宜室宦游随笔》卷十八载：“苏州专诸巷，琢玉、雕金，镂木、刻竹，与夫髹漆、装潢、像生、针绣，咸类聚而列肆焉。其曰鬼工者，以显微镜烛之，方施刀错。其曰水盘者，以砂水涤滤，泯其痕迹，凡金银、琉璃、绮、铭、绣之属，无不极其精巧，概之日‘苏作’。广东匠役，亦以巧驰名，是以有‘广东匠、苏州样’之谚。”很明显，这里的“苏作”，是针对制作工艺而言的。举凡琢玉、雕金、镂木、刻竹、髹漆、装潢、像生、针绣等各个门类的工艺，苏州人都能极尽工巧，甚而到达了一种“鬼斧神工”的地步，因此，“苏作”完全代表着一种最高的技艺水准。而苏作”正是“苏式”的重心。

“苏作”高超的技艺水平是在长期的历史积累中逐渐形成的。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就提到，苏州的泥孩儿“惟苏州极巧，为天下第一”，如果说这种现象在当时还只存在于个别工艺美术门类中的话，到了明代中晚期，随着越来越多的苏州工艺美术品跻身全国一流，“苏式”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地位符号，凡是被冠以苏字头的，如“苏裱”、“苏灯”、“苏铸”等，不仅有着强烈的地域指示性，还代表了一种最高的规范，或者是一种自成一体的流派。如苏州的仿古铜器，在明万历、天启年间，有蔡姓者，技艺高超，自成一派，被称为“苏铸”。明人陈继儒《妮古录》中也有多处提到“吴帻”、“吴扇”、“吴笔砚”，厚爱之情浮于字里行间。 苏式”在明代的引人注目，随着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扩展进一步散播开来，而高水准的制作水平作为“苏式”工艺美术的重心，经过后继者的传接，衍生为一种工艺美术传统，内化于苏州工艺美术此后的发展进程中。如圆明园钟表清册中记载：“嘉庆十九年(1814年)二月初十，福喜交帖金倒环顶，黑檫漆架，铜花铜条，油画屉板，单针时乐钟一对(苏做，无等)”。一这是有关苏州人为宫廷仿制自鸣钟的一次记录，后来“苏做”钟表成为苏州工艺美术重要的品牌一直延续到现在。再如徐珂《清稗类抄》中描绘江西龙南的髹漆工艺，“其漆色之光腻，雕镂之精致，虽三吴巧工，无以过之”。这里的“三吴巧工”俨然是衡量工艺水平的一个标尺。由于这种标尺所承载的工艺价值含量极高，所以就有了仿效、甚至是作伪的价值。以《顺德县志》的记载为例：“携书人粤，售于坊肆，得值就(顺德县)马岗到所欲刻之板。板成未下墨刷印，即携旋江南，以江纸印装分售，见者以为苏板矣”。

四、“苏式”是时尚和潮流的代名词

“苏样”又是时尚和潮流的代名词。在明清的社会语境中，时尚代表了两层含义：一为新鲜、离奇；二为风雅。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式”代表的又是一种时尚的文化品位。 首先，凡是见到式样新鲜、离奇的苏州东西，一概称之为“苏样”；见到别的希奇鲜见的事物，也径称为“苏意”。如万历《建昌府志》称：“迩来一二少年，浮慕三乏吴之风，侈谈江左，则高冠博袖，号曰苏意。”

其次，“苏式”的流行，还包含着一种对苏州文化的追捧。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所谓的“苏样”，“就是苏州人生活中累积的文化样本”，“苏式”因此已经超越了样式本身的意思，代表了一种苏州人特有的“文化样本”，即苏州人的生活态度、审美取向以及因此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等。总之，当时苏州即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掌握着文化艺术的月旦大权。“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 弗珍也。“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实，明人在当时就已经为“苏式”的这种含义作了诠释。如明代吴从先《小窗自纪》所言“焚香煮茗，从来清课，至于今讹日‘苏意’。天下无不焚之煮之，独以意归苏，以苏非着意于此，则以此写意耳。”同为焚香、煮茗，一般人只会重实用的价值，而苏州人却把它上升为一种意境，体味的是其中的美学价值。

而“苏式”这种时尚化的特点，同样存在于当时人们对器物的认识上。举凡苏州人所尚之物，即为流行。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姑苏人聪慧好古，善于仿古法造器，家俱亦是如此。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这种质地好，但古朴不尚雕饰的“苏式”家具，被公认为“雅”的代表。

以至于拥有一二等这样的“雅”物，成为文人士大夫们附庸风雅，彰显身份的重要手段。谢肇涮言“茶注，君谟欲以黄金为之，此为进御言耳。文房中既银者亦觉俗，且诲盗矣，岭南锡至佳而制多不典，吴中造者紫檀为柄，圆玉为纽，置几案间，足称大雅，宜兴时大彬所制瓦瓶，一时传尚，价遂涌贵，吾亦不知其解也。”。邹枢贯在记述自己与金陵名妓卞赛之交往时写道：“常以金陵十竹斋小花笺、阊门白面圆簿画兰，邀余题诗，余信笔题就，颇惬其意。每以十竹斋珠砂印色及水沉香等赠余。”在记录与沙女交往时又说：“常以阊门云母笺截斗方吟小令，作蝇头楷赠余索和，余取宣德纸以碎珠研粉砑石赋诗一半儿十首答之，喜甚。”“明人袁宏道为此还专写《时尚》一篇，介绍了苏州一带的著名工匠，以及他们所制作的器物如何风行全国的过程。

“苏式”之所以能成为时尚和潮流的代名词，这里面有着复杂的原因。“吴中素号繁华，……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心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明人王铸《寓圃杂记》这段记载点出了苏州时尚是如何形成，并日益为天下所宗的最重要因素：一为“物产益多”，二为“人心益巧”。换成现代的术语，即地域性的“原生态环境”，即“地理——人文环境”。而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所说，又提供了第三方面的生成原因，即今天所讲的新生态环境：“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重吴器而吴益工于器……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取利倍蓰；工于织者，终岁纂组，华不盈寸，而锱铢之缣，胜于盈丈。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可见，工艺美术较高的商业价值，进一步刺激了它的生产与进步，加快了苏州操持海内进退之权的优势地位。 时尚的形成，无疑是生活时代性的最好体现。但既然是时尚，则就如一股流行之风，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其变化之快，有日寸可能转瞬即逝。如邱维屏《亡友魏应搏传》记魏氏：“游吴、越归，冠吴冠，高尺有二寸，县中人尽笑之。后三月，县中无不冠者，冠或尺四寸。”

总之，正是由于“苏式”乃天下所宗，才刺激了“苏式”工艺美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而它的进一步发展，又反过来加强了它引领潮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