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作和晋作是明清家具的两面旗帜（下）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黄河文明构架中的重要环节。而高型家具成型于宋元，这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要在北方（含山西）。这个区域内人们对家具的应用、改良和创作，无疑对全国是有导向性影响的。

山西家具的发展，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很快风靡一时，而在山西地区，佛教更为兴盛。

庙宇，这些古建筑都是以木结构为骨架，木质家具当然更是木构件的组合，一些榫卯结构和建筑的木结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庙宇建筑的兴盛，必然造就一大批良工巧匠，良工巧匠的繁衍无疑又为家具的造就夯实了基础。

庙宇内的一些陈设，如供案、佛像座基等都属于家具范畴，对民间家具的制作影响不小。

山西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文化积淀深厚。中国有句老话叫“安居乐业”，安居就是要有安定的居所，这句古训山西人似乎特别恪守。晋北在晋而言，绝不富庶，所谓“住的庙，吃的料”，就是说晋北人对居所十分讲究，一生劳作，省吃俭用，情愿吃牛马料，也要盖一处像样的房子。至今，在晋北农村，这种像庙宇一样的新房舍还是随处可见。勒紧裤腰带，吊起嘴巴，一切为了房子，这在外省人眼中似乎不可理喻，但山西人就是讲究这种体面。

除平民百姓外，明清晋裔闻名遐迩，所谓“纵横欧亚九千里，富甲天下五百年”。这些晋商发迹之后不在城里置房产，而在家乡大兴土木。今日山西一些闻名的晋商大院，如乔家大院、王家大院、三多堂等几乎没有一处在城市。

山西家具制作没有作坊，而是全靠工匠。清代晋中地区有一名木匠，因其做活时十分专注，不甚言语，人称“半哑子”，久而久之人们竟然忘其真名。所做家具饱满端庄，雕工直逼紫檀，不逊花梨，且常镶骨嵌玉，为晋中商贾大户追捧，以至请其上门者常常排队等几年。人们不得已才将他的家具形制绘成图纸，供他人仿做。即使如此，晋中地区除流传“半哑子”图纸外，也并未见“半哑子”家具作坊。按照厅堂量身定制和主人好恶加工，是为山西家具个性化和创新化的动力，也是山西家具新制迭出的主因。

山西地域的家具用材首推核桃木和榆木，核桃木纹理细腻，但性脆，适于制作雕饰的家具。榆木纹道华美，但质粗，适于大器形的制作。

山西家具选材精严说到底还是山西人请木匠上门做家具的方式使然。因为选料者都是主家，工匠的制作过程都在主家监控之下，所以，很少会发生以次充好或用材不当现象。另外，为使家具不变形，山西家具的用材都是砍伐后至少放置一年的原材，而后还要在窑里经过熏制后才使用。

山西人请木匠上门从来不做定额，而是管吃管住，只要求形美工巧，并不在意工费成本。这多少有点皇家造办处做法的意味。在晋商一些大院，常年供养着木匠，专门制作家具，除了下功夫外，工本料费无需匠人顾及，今天我们所见的大院家具，华美绝伦不输宫廷。打磨是古典家具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过去没有发明砂布，更没有布轮机，用的是一种草，山西匠人称锉草。将这种草捆成一束齐切，而后用草的锉面打磨家具，时间和功夫自不待言，难怪过去行内有话“一分工，三分磨”。锉草打磨虽然比今天的砂布或磨轮落后许多，但其好处是任何一个方位，哪怕是犄角旮旯都能打磨到位，尤其是高浮雕剔地的一些做工。苏作和粤作（广作）家具过去都有不少的家具作坊，工匠们不断地按照一种或几种形制长年累月流水线式地重复加工，无需直接顾及购买者各自的审美爱好和居室的适宜尺寸。而在山西，过去从未有家具名坊入典，却有名匠传扬。民间使用家具都是请木匠上门按照庭屋所需和用者所好制作，这种习俗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都如是。

相对宫廷家具的刻板和苏作家具的严肃而言，山西家具表现出了极强的创新意识与灵动活络的鲜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