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红木家具博议

一、海派红木家具是明清家具的延续

简练素雅的明式家具和华贵精致的清式家具各以其一代文化的载体而成为当今人们艺术收藏的热点，传统瑰宝可谓得其所哉。只是有些家具文化的学者目光专注于明清家具，似乎忽略了明清之后还有这样一段重要的史实，即中国家具千年发展历程没有因为前清的消亡而嘎然中断，而是继之以新兴的海派家具登上舞台。海派红木家具不仅风靡于20世纪前叶的上海，而且引领了中国家具变革的潮流，其造就的奇光异彩足以与此前的明清家具相媲美。目前，随着岁月的不息淘洗，作为海派文化组成部分的海派红木家具正在日益突显出艺术的价值，行将成为又一代传统的瑰宝。

二、海派红木家具的源头文脉悠长

上海是一块传统家具文化根底深厚的沃土。它西引长江，东迎大洋，南北邻接素称天堂的苏杭，地利得天独厚。今日上海市的松江区曾在明代作为府治与苏州齐名，因其富庶而获“苏松钱赋半天下”之美誉。苏松两府经济的繁荣引发当地的达官名士竞相修建私家园林，建筑热潮又带动家具业一片兴旺。明代嘉靖年间，光是松江府属下的上海县城内就棋布私家园林数十座，最著名的明代三园为豫园、露香园和日涉园。其中潘允端所建豫园占地超过70亩，当年沪谚遂有“徐一角，潘半城”之语，徐指徐光启。日涉园则由明代造园家张南阳总体设计，内列尔雅堂、素竹堂、来鹤堂、明月亭、殿春轩等三十六景，建筑颇具规模。

文人私家园林建筑对于室内家具的陈设需求，直接推动了红木家具业在苏松地区的高雅化发展，终使长三角一带成为明式家具产生的源头。明人范濂曾在《云间据目钞》记载松江郡治“隆、万以来，纨绔豪奢又以榉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隆、万指明代隆庆、万历朝。云间者，松江之古称。此可作为明代松江红木家具兴隆的佐证。历史进入到清代，苏松地区人气更趋旺盛，市井工商欣欣向荣。乾隆、嘉庆年间，上海城厢小南门甚至出现了家具店肆链接形成的行业一条街。海派红木家具产生之前上海传统家具文脉之深长，于此得见一斑。

三、中西文化交融产生海派红木家具的雏形

上海开埠引发的中西文化大交融带来孕育海派家具的契机。

1841年，大清道光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北，次年便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允许开辟上海为通商口岸。闭关政策结束，外国的领事官员、教会牧师、工商人士纷纷涌入上海租界，西方文化随之渗透到上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城市建筑的风格和日用家具的款式。

登陆上海滩的原装西式白木家具首先为洋务官僚和洋行买办所接受。随后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也开始仿效西方现代生活方式，进一步助长了西式白木家具的流行。于是，英德等国商人干脆在上海设厂，产销西式白木家具。国内瞄准这一商机抢先起步的是宁波籍家具商人乐宗葆。他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在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创办泰昌木器公司，专门产销西式的白木家具。1888年，以修理英商轮船公司的船用家具起家的毛全泰木器公司则紧步其后，大规模设厂生产西式白木家具，一时沪上西风劲吹。代表中国固有文化而至此深受挤压的上海红木家具业因款式不合时尚而举步维艰。其中有的一度亦步亦趋地用红木为西方的侨民和机构复制西式家具，做起“洋庄”生意来。但是更多的从业者却在惨淡经营中探索新路，以求适应大起变化的市场。他们在清末以吸纳广式风格的改良型红木家具来缩短与西式家具的距离，主要店肆开设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一带）。又在民初受到张园、爱俪园等中西合璧式园林风格的影响，制作出大批中西合璧式的红木家具，让中西两种文化相互包容，共存一体。张园本是洋人格农（Grone）的西式花园，建在静安寺路、慕尔鸣路（今南京西路、茂名北路），清末为无锡人张叔和购下，扩充改造成设施“亦中亦西”的沪上胜地。爱俪园则是英国犹太人哈同（Hadoon）为自己和笃信佛教的中国妻子罗迦陵在静安寺路和长浜（今延安中路）之间兴建的私家花园，1909年落成，占地300亩，景点60余，社会名流、政界要人进出如梭，时称“沪上大观园”。园内陈设中西合璧，一如爱俪园之取名，由男主人欧司·爱·哈同之爱字和女主人罗迦陵俪蕤之俪字两相凑成。中西合璧式红木家具流行较广，至今仍有遗物可寻。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红木家具在海纳百川的变化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海派的雏形。

四、石库门住宅群是海派红木家具成长的摇篮

20世纪初叶，伴随十里洋场的迅速都市化，江浙周边地区的人口和财富不断向上海集中，刺激建筑业走红。布局介于中国四合院和西方联体住宅之间而形制更为紧凑小巧的石库门里弄成片成片地建起，以满足处于膨胀状态的城市中产阶层居住需要。建筑式样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形成家具革新的动力。石库门内的小康家庭既欣赏西式白木家具的适用，只是嫌派头太小；又留恋传统红木家具的贵重，只是嫌房间不大。这对于工艺根底深厚的上海红木家具业来说无疑提供了一个建功立业的良机。厂商们于是以海派红木家具雏形为基础，各显神通地创制时新红木家具，目标就是千方百计去迎合石库门住户现代生活的需要。他们借鉴西式白木家具的款式和功能，从西式中做入手，移植与创新并举，用红木打造出既具有西式时尚又保持中式优势的新款“本庄”红木家具，诸如片子床、大衣柜、五斗橱、梳妆台等等，时称“中西式”。

“中西式”海派红木家具是明清传统家具在上海滩的现代化尝试，因为顺应了城市发展的潮流，所以很快得到以石库门居住群体为主的上海市民的欢迎。上海红木家具行业不但元气得以恢复，而且信心倍增地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就连毛全泰和脱离泰昌自立门户的水明昌等原先的西式白木家具厂商也开始兼做起“中西式”红木家具来。于是红木家具店肆很快向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北京路（今北京东路）、四川路（今四川中路）各处蔓延扩展，最盛时数目超过100家。

海派红木家具在风格演进的过程中品种不断改良创新，款式日益精致实用。开业于清同治元年的张万利木器号在上世纪30年代向市场推出新创制的摩登房间红木家具，以其现代、精美、大方而又配套的特色蜚声沪上，成为海派红木家具风格成熟的标志。摩登房间是沪语，意思就是时髦的卧室。石库门住宅设计偏重向阳的卧室，少有宽敞明亮的客厅，养成了上海人家最为讲究卧室家具陈设的习惯。摩登房间之所以讨得上海人家的欢心，设计方向的对路是一个不小的原因。

五、海派红木家具风姿独特

著名工艺美术理论家朱孝岳先生对于海派红木家具作过精辟的评判：“海派红木家具是传统明式家具与西洋古典家具，主要是巴洛克家具与英国新古典主义家具相结合的产物。”中西两种家具文化的融合，使得海派红木家具焕发出亦中亦西的奇光异彩，成为其总体风格的最大特征。无论是在款式功能方面，还是在材料结构方面，或者在雕刻装饰方面，海派红木家具中西结合的特征都有充分的表现。

也有人说海派红木家具是中式红木家具的西化。这话又对又不对，就看如何理解西化这个词。其实从家具功能的角度看，中代表着明清传统生活方式，西则代表了资本主义都市的现代生活方式。因此中式红木家具功能的西化，本质上乃是传统红木家具功能的现代化。举例来说，传统的架子床屋内建屋，已经不适用于层高有限的石库门房间，而且架子床上防蚊防尘的帐幔在城市也属于多余，理所当然要被两侧都能上下的红木片子床所取代。又如，传统的衣柜上下分格，只适宜平放中式褶叠服装，无法垂直挂时尚的西装、大衣和立体裁剪的旗袍，于是代之以红木三门大橱又成为理所当然，并且在大橱的中间门面或边门背上还要镶上进口穿衣镜，以方便男女主人出门之前的整装。凡是现代生活所需之功能，必有相应品种款式出现，这就是海派红木家具的现代化。故“现代化”之说，比起“西化”两字更确切。

在材料结构方面，海派红木家具相当程度保留了传统红木家具的工艺特色。首先是用材考究，产于南亚的黑酸枝老红木是海派红木家具首选的材种。花梨木又叫香红木，因为孔粗色浅而受到轻视，用得并不多。倒是花梨木的树瘿部剖成的木板，金黄的丝流交织如乱云，常被用来作为精品的镶板，达到装饰的效果。这种做法还是明代的遗风，明末文人美学家文震亨对此有过极高的评价。其次是结构严密，依然保存着传统的榫卯结构和心板攒边的做法。西式家具的面板好用实木板，却被认为不及攒边工艺的精巧而往往得不到推广。这类传统工艺的采用使海派红木家具显示出与西方家具各有千秋的风貌，同时也保存了中国传统红木家具固有的高品位，  始终得到上流社会的青睐。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在红木原材料短缺的情况下，海派红木家具工艺有所改革，发明了在白木内芯外镶包红木薄板的技术。这样做法同时降低了产品成本，销售面得以扩大，使“好面子”的上海普通家庭也有能力购买而增辉居室。

在雕刻装饰方面，海派红木家具大大简化了清式红木家具过于繁复的雕琢，使材质的自然美得到充分显现。点缀性的二方连续带状雕饰和角隅纹样广为使用，使家具的外观新异大方而又不失精致。有趣的是中西纹样糅合而成的果子花雕刻：洋味十足的大叶纹和中式象征富贵的牡丹花组合成画面主纹，花叶的空间挤满了上海人喜闻乐见的寿桃、葡萄、石榴等具有美好寓意的底纹，最有海派味，至今还在被广为运用。

六、海派红木家具影响深远

海派红木家具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不但风靡于上海，而且引领中国家具的时尚潮流，实现了传统家具的现代化变革。当年海派红木家具创制的品种款式，至今仍然是中国红木家具生产的主流，并对中国现代白木家具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代海派文化的物质载体，海派红木家具风格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经受商业化、现代化洗礼的过程。研究海派红木家具的设计思想，很容易找出其三大海派特点：其一，敢于标新立异突破传统程式的创新精神；其二，大胆吸纳外来文化为己所用的开放心态；其三，精打细算谋取最佳效果的实利原则。对于正在致力于发展新海派的上海红木家具业来说，这些思想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