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檀——起源神秘的异国高贵硬木（二）

二 明清两朝如何使用紫檀

早期小件

检视历史文献以及现存实物，紫檀直到清代以前几乎用在制造小件上。由此也推断当时有的木材一般而言都是小料，一直到了17世纪，也许是当时有了大料来源才有所改观。

唐代有关紫檀的参考文献指出紫檀主要用于制作棋盘、围棋子、轴头套、小盒及乐器等小件奢侈品。在日本正仓院的收藏品中，还保存着该时期的几件紫檀小器。

早明时期，公元1462年增订版的格古要论注释：“……作冠子（译者：发夹）最妙。”——推论当时的紫檀木料管径颇小。

从明朝初期到16世纪晚期，紫檀器物及（或）相关文献的数量都少得微不足道，可见紫檀仍然是稀有罕见的舶来品。在严嵩恶名昭彰的抄家财产目录里，有各色各样的小件器物，却独不见紫檀制者。

明隆庆年间（1567—1573年）海禁解除，外国货物再度得以叩关进口。世界各地的商人立即群起响应，一船又一船的珍奇热带硬木货物运往中国的沿海城市求售。其后数十年间，邻近区域的作家也开始记录以进口硬木制作的高级器物所拥有独特出众的外观纹理。即便如此，当时的文献仍极少提及紫檀制的大件家具。

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太监刘若愚也曾记载宫廷作坊制作的小件紫檀器物，包括紫檀双陆棋盘、棋子、骨牌和木梳等。

在高濂、屠隆、文震亨等人的著作中，最常提及的仍是小件器物，例如官皮箱、书匣、墨匣、笔筒、笔筒底座、盛盘及香炉盖等。位于今地名上海宝山的万历之墓出土了这样一组的紫檀器物。他们反映了晚明江南的文人风格。

大型器物

即便再晚至17世纪后期，还是紫檀小件。根据屈大均（1630—1697年）记载，当时销售分布中最广的为广东匠师以海南岛紫檀所制的小件器物。一直持续到再发现一件尊贵罕见的大型紫檀家具时，已时逢王士祯晚年岁月（1634—1711年），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北京有人欲以一百二十金的重金出价求购一件紫檀嵌百宝的坐椅。

在明朝最后数十年或满洲人入主中原后的一段期间内，确切时间不详，皇宫显然累积贮藏了可能得自于贡品的大量紫檀木料。而且从这批木料足以制作大件家具的事实来看，其来源必定出自新发现的大乔木产地。

这番推敲与为数不小都具有显著“晚明”风格的形制和装饰的紫檀家具实例，在时间上和尺寸上有着相呼应的巧合性。这些家具展现共同的特点：不惜耗用上等紫檀木料，并裁选纹理一致的木材打造，毫无一丝俭约心态或节制资源有限的珍贵木料。

康熙时期的《大清会典》记载了来自广东的岁贡——14件紫榆，每件重达150斤，长七尺。这则记录与屈大钧记载海南木材属同时期，后者还提到紫榆是紫檀的别名。有趣的是，时隔百年之后的文献记载却指出海南紫榆的别名是酸枝，还说该木材少了辨识性的“蟹爪”纹。多数学有专精的人都会同意几乎没有红木或酸枝的年份会早于乾隆时期。因此，很有可能是紫檀到了道光时期，由于砍伐过度，所采伐到的木材品质下降了，加上/或者被其他品种取代了。随着海南黄花梨在整个18世纪期间被大量采伐，大部分大管径的紫榆/紫檀树也很可能清晚期前就被采收了。

根据宫廷档案中的几件纪实记载，我们看到了早清王室有时会以珍希高贵的紫檀来仿制宫内广受喜爱的家具的一项惯例。雍正七年（1728年）曾根据当时一张朱漆桌的规格以及另一张黑漆桌的造型订制了一张紫檀条桌，也曾以紫檀仿制一张旧有的朱漆灯挂椅。（中国悠久的复制及仿真的传统，也是深植中国人本质的习性，正是家具不易断代的困难之一。）

在清中期期间紫檀持续备受高度珍视。许多的宫廷家具都是来自地方官吏的进贡或赠礼。单是公元1771这一年，宫廷就收到近百件的紫檀器用，包括宝座、屏风、桌案、橱柜以及其它杂器。而类似的紫檀家具贡品也来自广州、福州、浙江、江苏等地的显要官员，如此辽阔的地理分布点出了清帝国富庶之穴脉所在的沿海地区。

嘉庆年间（1796—1820年）为了翻修圆明园，扬州盐政司曾分别在1814年与1817年两度提供总计两百多件，大小不等的紫檀镶嵌器物。大型器物包括百宝柜，与地同宽的地罩以及约莫两百多片窗花板，每片超过九尺高。这个工程的规模相当大，需动员上千名工匠。虽然这一切可能都已毁于抢掠与火烧圆明园的悲剧中，但在养心殿内存留的炕罩和群板还是颇能代表当时扬州工坊的工艺水平。

尽管18世纪末期（道光末年）宫廷的紫檀存量已趋枯竭匮乏，而19世纪初期宫廷以外的其他地方有不少紫檀料却是不争的事实。还有，由香港老字号家具商手上所存留的紫檀器物来看，事实更是胜于雄辩。大家都知道广东的有钱人家有订制成套紫檀家具的传统习俗，此风气持续不断直到民国时期。

到底那一种是紫檀呢？那是我会留待植物学家研究分析的答案了。